论定蒋经国
#《論定蔣經國》目錄
- 《論定蔣經國》前言
- 一、蔣介石不如崇禎、蔣經國不如阿斗
- 二、論定蔣經國
- 三、蔣經國在莫斯科
- 四、“二二八”事變後蔣經國沒來臺灣彈壓嗎？
- 五、比包啟黃還包啟黃
- 六、蔣經國是臺灣人？
- 七、蔣經國人死了，就不罵他嗎？
- 八、告李登輝等六大員偽造蔣經國遺囑狀
- 九、江南《蔣經國傳》新版序
《論定蔣經國》前言
蔣經國死在1988年1月13日，眼看就是一週年了。他的徒子徒孫們、他的佞幸私暱們、他的舊屬同志們，紛紛展開所謂“紀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週年”活動，活動中項目繁多，只有一項是有長久作用的，就是他們印行大量的書刊，以為謬種流傳。例如今天的國民黨黨方《中央日報》上，就登出中央日報出版部的廣告，出版《永遠與國人同在——經國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專輯》，說收有“李總統登輝先生等紀念專文十二篇；以及名流、學者、舊屬、民間等感人的紀念文粹三十三篇；《蔣總統與我》徵文二十一篇”，以為紀念；同時聲言，此書在“追思紀念會上，允宜人手一冊，宛若握緊經國先生的手，請他牽引我們向前”。肉麻兮兮，令人討厭。另一方面，今天的國民黨軍方《青年日報》上，也登出“總政治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的廣告，出版《經國先生與國軍》《對經國先生的沉痛追思》《用血汗凝聚長城的蔣總統經國先生》《蔣總統經國先生追思錄》《經國先生的故事》，說：“尊重經國先生畢生之所痛惡、力避歌功頌德，而在於闡揚他‘平凡’、‘平淡’、‘平實’之中所顯現的自然的偉大。”肉麻兮兮，也令人討厭。
國民黨的肉麻兮兮，大略如此，民進黨以下的所謂反對分子，其實也媚骨百出。例如蔣經國死後，康寧祥親自去鞠躬如儀，1988年1月15日《自立晚報》登：“康寧祥仍永難忘懷經國先生寬闊的政治胸懷，他步入靈堂內，向經國先生為臺灣民主政治的努力致最高敬禮，並代表著在野人士對經國先生的景仰。”當然，在表現媚骨的時候，民進黨其他大員是不會後人的，所以，我們在蔣經國死後，看到朱高正的號咷大哭、看到許榮淑的聯署致敬、看到費希平的表示悼念、看到周平德的深感悲悼、看到餘陳月瑛的大呼：“非常沉痛，那種心情，實不亞於月前我丈夫逝世！”看到民進黨緊急中常會的諂媚聲明、看到民進黨北港服務處和桃園縣黨部的下半旗（分別由朱高見和邱垂貞主持）。……所有的“媚骨症候群”都登時一一發作，真不知道反對黨應有的起碼規格何在也！不過，這些人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雖然肉麻兮兮，倒不像國民黨那樣印行書刊，套句詞牌的名目，他們只是“感皇恩”、“眼兒媚”而已。
我在蔣經國生前，就出版封面標出“蔣經國死了”的“詛咒”之書，以代天討；如今蔣經國死了，自應有“鞭屍”之作，聊伸我懷。因此我決定在他死後一週年之日，編著《論定蔣經國》這本書，一來打倒國民黨的馬屁書刊，令其虛生；二來證實民進黨的沒有志氣，令其愧死；三來向全世界顯示，在生死線外，中國畢竟有強項不屈之人，在臺灣島上，不畏蔣家王朝，而以個人力量，挺身為人間存正義而留信史。孟夫子說所貴為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再加一條，就是“生死不能完”——只要人間有邪惡存在，大丈夫就跟它沒完沒了、沒完沒了、沒完沒了。世之讀者幸能從這種角度以看此書，則是知書者矣！
1989年1月6日夜12時半在臺灣
蔣介石不如崇禎、蔣經國不如阿斗
蔣經國今天死了，在國民黨傳播媒體眾口一聲的哀號裡，我要寫一點獨具隻眼的論定。
蔣介石死的時候，國民黨哀號是“崩殂”；如今蔣介石的太子死了，國民黨又哀號是“崩逝”，這種封建字眼的全部出籠，顯然在以帝王相應他們的主子，國民黨自稱革了九十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革到頭來，一代民國竟落到蔣氏兩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繼，一崩再崩，真是民國的大丑聞了。
比較起來，袁世凱的“新華春夢”實在不如蔣介石的“金陵春夢”，袁世凱不甘形為總統而要形為皇帝，結果兩樣皆無；蔣介石甘於形為總統而實為皇帝，結果兩樣皆有，形式上，他把“總統位”傳給了蔣經國；實際上，他傳的無異是“帝位”——民國的總統竟淪為世襲，“中華民國”之去“中華帝國”也，又幾希！
寫到這裡，國民黨一定說我目無“中華民國”了、一定對我大施撻伐了，且慢、且慢，還是看看貴總裁的一篇演說吧！貴總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就有這麼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隻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臺灣，亦都不能確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
看到了吧！照貴總裁的說法，“中華民國”早在“去年（1949）年終”就“滅亡”了，這不是亡國又是什麼？可見說“中華民國”未亡者，自不符合“總裁言論”也！
事實上，“中華民國”之亡，不亡於1949，早亡於蔣介石篡奪成蔣家王朝之時。所以1949所亡的，無異是蔣家王朝。蔣家王朝定都南京，人被兵臨城下前夜，蔣介石文學侍從之臣陳布雷，在黯然環顧南京靈谷寺、雞鳴寺後，服毒自殺，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靈谷寺、雞鳴寺都是六朝的名剎。靈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間（5世紀）寶誌禪師蓋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監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問於志公，志公答他說：“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後來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預言成真，趕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壞，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國了。梁武帝餓死的地點，就近雞鳴寺。雞鳴寺是當時同泰寺的故址，寺的東邊有坡道通城，俗稱為臺城，八十六歲的梁武帝即殉國於此。陳布雷選上這兩座古寺而寄情、而流連、而殉死南京，真選得無獨有偶了！宋人題靈谷寺，說是：“六帝園林墮劫灰，獨餘靜谷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迴。”其實，蔣介石連“墮劫灰”的六朝人物都不如了，因為六朝人物至少還在原地亡國，蔣介石呢，連亡國都要亡得開小差呢！
梁武帝殉國於南京後，前殉後繼，又來了殉國者，就是陳後主。通常大家都說陳後主是中國有名的昏君，但我細查他的身世，卻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賞之處。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還要用親自大審的辦法，以為救濟。同時還主張言論自由，宣佈“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除了這些“德政”外，陳後主最有氣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質（今猶老兵也），“遣送回大陸”。他下詔表示：我既沒有能力光復河山，但我不為難你們，你們要回去，要跟骨肉團圓，我送你們回去，送你們到對岸敵人那裡去，並且保證送到家，絕不陳文成。至於想留下來的，“亦隨其意”。這種氣派，陳後主幹了四年皇上就開放了，但他的浙江老鄉幹了四十年才開放，可見陳後主做昏君，其實也有令人欣賞的一面。最後，在亡國之日，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卻也臨危不逃，還在原地亡國，蔣介石呢，連亡國都要亡得開小差呢！
陳後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禎。崇禎為人猜忌有餘，能力不足，治起國來，整天走馬換將，文武大吏，個個是“門神”。為什麼是“門神”呢？這是有典故的。崇禎要王洽做兵部尚書，王洽長得相貌堂堂，崇禎私語說：“好似門神。”門神都是一年一換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實一年一換還是好的呢！崇禎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換了五十個！（宋朝開國起一百三十年間，宰相也不過五十一個！）他老兄實在不會用人。雖然如此，他還在亡國前夜寫條子，表示“文臣個個可殺”。他恨他的手下，他說他非亡國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國之臣。但是，亡國之臣是誰任命的？舍亡國之君外，誰又有權幹此好事哉？最後，在李自成進北京的日子，萬歲走上萬歲山（煤山，現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歲的年紀，就這樣自殺了。他死後，衣襟上寫字還埋怨“諸臣誤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說是至死不悟的渾人。但是，渾人雖然渾，但在渾中，卻不失他頗知廉恥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於天上，不敢終於正寢”，他要“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上吊殉國；第二，在大臣勸他向南方逃走的時候，他拒絕了，他說：“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他雖然有臺灣，可是他沒臉去逃了。他終於為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做了一次好榜樣。這個渾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但他的從容一死卻多少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懷念——比起只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他真有帝王氣象了！
至於蔣經國，在做太子時代，既不能有陳後主的太子那種殉國風範，“正色以待”敵人的到來，而要和老子蔣介石一同出奔，他即位後，其德其能，也就可想而知。一年半前，我的朋友唐德剛教授發表《鄧蔣兩公百年後——海峽兩岸必須面對變局》一文，其中說：
在此一大“勢”發展之下，小蔣總統之作風，實有足多者。經國出身“高幹子弟”，本是上海灘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學蘇聯，列名共黨，清算老父。回國後又在乃父親手訓練之下，搞國民黨派系政治，弄權攘位，終於父死子繼、位登大寶。
……（編者略）
依我看來，蔣經國在小手段上固然親受共產黨訓練與“乃父親手訓練”，比阿斗高明；但在維持大局與對中國未來看法上，其實還不如阿斗。阿斗“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諸葛亮，“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這是很不得了的成績，比蔣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軍旅不興赦卻妄下高明多了。至於阿斗最後成全中國統一，知道“龍虎戰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這也比負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還有北地王諶那種戈倍爾（JosephGoebbels）式“先殺妻子，次以自殺”的殉節之士，蔣經國有嗎？一旦臺灣風吹草動，丟人現眼可有得好看呢！
阿斗在中國統一後，“樂不思蜀”，其實他是河北人，所思不一定在四川，他可以愛四川，但不必刻意做四川人。蔣經國則不然。去年蔣經國與十二個“臺籍耆老”談話，說他個人在臺灣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經是臺灣人”了。消息傳出，立刻被各路馬屁砰砰圍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謂蔣總統英明云云，似乎為蔣經國這一臺化言論，倍感欣慰焉！
二十年前，蔣經國講《以國家安危為己任》，自道他一生顛沛流離，“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哪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可是到臺灣後，他在一棟房子裡，“已經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臺灣居，實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講演，是1967年1月30日講的，二十年下來，蔣經國在臺灣豈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年了，比起“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在哪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的流動率，臺灣之令人樂也，尚奚疑哉？不過，蔣經國在1976年2月27日的講演——《我們有中華民族全民的民主與自由》，曾經公然以“我是臺灣人”為抨擊對象、以“我是臺灣人”為奇恥大辱，可是，曾幾何時，同一個蔣經國，卻公然說他自己是“臺灣人”了！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其實一點不怪，蔣氏父子口口聲聲臺灣屬於中國，但他們所實行的，卻是在臺灣搞小朝廷；他們乾的，是搞外省人的“臺灣獨立”，雖然他們絕口不說。“反攻大陸”也、“光復大陸”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都是能說不能做的；“臺灣獨立”卻是能做不能說的，因而他們掛中國統一的狗頭，卻賣“臺灣獨立”的羊肉。因為他們明知已無任何希望。這在蔣介石“機密”訓詞中，早就慨乎言之。1963年11月12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印行“機密”的《八全以來總裁對黨的重要訓詞總輯》，收有1959年5月19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八屆二中全會講的《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其中斷言“再過十年，超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期限，還不能反攻復國的話，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滅了”。這段話是1959年說明的，1959年說“再過十年”，當是1969年。但1969早就過去了，1979也早就過去了，眼看就是1989了，“任何希望都要破滅”，豈不心知肚明？因此在臺灣搞小朝廷、搞外省人的“臺灣獨立”，正是他們的“機密”原案。蔣經國在垂死前夜，承認自己“已經是臺灣人”了，正顯示了負隅頑抗中國統一的心態。我說他不如阿斗，因為阿斗之罪，不過樂不思蜀；但蔣經國之罪，卻在蜀樂不思中原——樂不思大陸（當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見，真正扶不起來的，不是阿斗，而是別有其人也！
結論是：蔣介石不如崇禎、蔣經國不如阿斗，雖同為古今亡國之君、亡國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蓋棺論定蔣氏父子，這一史家持平之論，也許可供啟蒙也。
1988年1月13至14日
論定蔣經國
“蔣經國死了”的當天晚上，我寫《蔣介石不如崇禎、蔣經國不如阿斗》，給蔣氏父子做歷史定位。七天來，看到海內外國民黨和國民黨同路人眾口一聲的歌功頌德，真覺得他們既無識又可恥，決定寫這篇文章駁斥之。
蔣經國從1939年任贛南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起，到1949年逃臺灣以至於死為止，實際所統治的中國，在贛南，不過兩萬三千平方公里；在臺灣，不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佔全中國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見對中國的全面性統治，相差極遠。他做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東北外交特派員、上海地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辦事處副主任，除了促成賣國的《XXXX條約》禍害整個中國外，其他影響，不過一時一地而已，並且成績都是負面的，談不到什麼事功。從整個中國的觀點對他歌功頌德，比例自然不當。唐德剛把他上比毛澤東、鄧小平等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可謂比擬不倫；許倬雲說“經國先生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可謂肉麻已極。蔣經國在中國歷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賽過石敬瑭，蔣氏父子禍害整個中國，比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遺害二三百年，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石敬瑭賣國，換得契丹幫他打天下；蔣氏父子賣國，又換得了什麼？蔣氏父子固石敬瑭之不若也！《舊五代史》說石敬瑭“其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但蔣氏父子呢？其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
從整個中國的比例與歷史來看，蔣經國固乏善可陳有惡已作，試問他在臺灣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這種不肯曲學阿世的歷史家看來，蔣經國在臺灣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績，實在也大有問題。
歌功頌德者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說蔣經國製造了“經濟奇蹟”，一個是說製造了“政治奇蹟”。關於前者，歌德派的錯誤在溢美；關於後者，錯誤在胡說。臺灣經濟的發展，功勞是這個島上人民全體的，不是蔣經國個人的，縱為了方便論個人功勞，尹仲容等也佔前幾十名，還輪不到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懂的是格別烏，對經濟卻鴉鴉烏，他的經濟政策其實是惡魔附體式的。醫學上有所謂“小發作”（PeitMal）“大發作”（GrandMal）。“小發作”代表一種癲癇（Epilepsy）的發作，症狀沒有全身或局部劇烈抽搐，時間也很短，不過幾秒鐘；“大發作”則相反，症狀是全身抽搐且意識喪失。這種發作，古人不知道是由於腦皮質神經細胞全面性的過度放電，反以為是惡魔附體。法文這字原意，就是大惡魔，即因此而來也。蔣經國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調來“戡建大隊”，動員六個軍警單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兩路警察局），想要解決經濟問題，正是惡魔附體式的招數。這一發作，正是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所說的，在“以警察國家的方法來壓制經濟定律”（anattempttorepresseconomiclawsbypolicestatemethods）。經濟定律豈是警察壓制得了的？蔣經國的無知妄作，真是千古笑談！別以為這種無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舊事，就在十四年前，蔣經國還聲言對“限價措施”“本人對此卻有成功的絕對信心”呢！就在一年多前，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還呼籲“每個人都扮演理想的‘物價警察’角色”呢！
四十年來的臺灣經濟，事實上是在惡魔附體下前進的，恰像那童話中賴在年輕人身上不肯下來的背上老人，他實在是前進中的一大負擔。沒有這種負擔，臺灣今日的經濟發展，當不止於此。所以論定臺灣經濟發展，當從沒有蔣經國豈不更好著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著眼。事實上，以臺灣此島的本身條件，四十年的歲月，經濟發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領導者以中人之資、行無為之政，便可達到一定的成果，辜鴻銘譏笑袁世凱，說除老媽子倒馬桶無須學問外，天下事皆須學問，但使臺灣經濟發展到目前程度，實在也無須太高的學問，當然惡魔附體式的學問是不行的。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S.Truman）說美國至少有兩百人若干總統會幹得跟他一樣好，看臺灣經濟發展，當知兩百老媽子中必有芳草。今歸天下之功於一人，溢美蔣經國，竊恐臺灣兩百老媽子都不服也！
至於說蔣經國製造了“政治奇蹟”，則更是胡說。事實上，蔣經國是真正禍害臺灣政治的人。“政治”禍害的程度，才堪稱“奇蹟”。從1949年蔣介石下野起，蔣經國雖然名義上是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但他另負“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際責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責任，指揮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後來名義上是“救國團主任”、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是“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以至於最後幹上“總統”，不管他名義上幹什麼，骨子裡的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都歸他指揮、都由他負實際責任。換句話說，臺灣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四十年的嚴刑峻法軍事戒嚴、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權上的高壓、四十年的民主憲政不能發榮滋長、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傑受難、親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歸不得……這些局面的形成，蔣介石固為罪魁、蔣經國亦為禍首，並且在執行上，他比他老子還負更多的實際責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後這十二年來，他負的，更是無可推卸的絕對責任。所以，臺灣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眾“妄”所歸的真正負責人！
這一真正負責人，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裡、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的一再壓力下，只不過虛晃幾招，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嚴變本加厲（如對書刊的查禁，竟槓上開花，用到“違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嚴，前所未有），就被海內外的馬屁精讚不絕口，奉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了，這不是既無識又可恥嗎？由此可見，夏志清所謂的“政府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走上民主憲政之大道”、余英時所謂的“他已成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徵”、楊力宇所謂的“經國先生……創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鄭竹園所謂的“如無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絕難如此輝煌”、張旭成所謂的“對臺灣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戴國輝所謂的“經國先生一直致力於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謂的“蔣總統在歷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謂的“在促進臺灣民主化方面，蔣經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都是亂拍馬屁的妖言，知識分子如此信口瞎說，他們的書真不知怎麼唸的！
也許有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倶非。”“看人只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佈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這位“聲妓”風騷四十年後才宣佈（注意：只是宣佈而已）老孃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短一點了吧？
在既無識又可恥的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儘管這麼說，但歷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歷史的論定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如今把蔣經國四十年對臺灣的禍害置而不論，這通嗎？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XX、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面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面對海內外這樣不明是非、眾口一聲，我不得不力斥其非、嚴正抗議。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麼政治倫理？又叫什麼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我們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四十年來對他貴腳的抗爭、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馬屁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你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你們不敢攻擊蔣經國，至少可以保持緘默，不說肉麻話吧？難道少說幾句就不行嗎？獨裁者作踐你們，要怪獨裁者；可是事後你們自我作踐，又該怪誰呢？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臺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蹟”上，還別有“奇蹟”，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制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高幹，他們對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製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從臺灣政治局面，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領導等特色上，可以看出。金耀基馬屁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胡說八道。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麼“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制、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制、做“總統”又為總統制，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麼制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麼制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馬屁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馬屁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胡說。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臺灣人吳三連馬屁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以民進黨號召的臺灣人朱高正馬屁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肉麻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Show）”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
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間，就下鄉一百九十七次、“與民同樂”一百五十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的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制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配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閒得要命。
漢朝皇帝向大臣周勃問行政業務，周勃不清楚，又臉紅又流汗，表示慚愧；漢朝皇帝向大臣陳平問行政業務，陳平坦然說不知道，說這些細節去問專業的行政人員好了，不必問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陳平不但不臉紅流汗，並且夷然自得。陳平是國家大臣，大臣怎麼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響到辦大事的時間與精力。蔣經國生前四度訪問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濟宮，並且和住持下過兩次棋，這是幹什麼？一座小廟，值得這樣探求民隱，才能瞭解嗎？民隱並非不可探求，但是這樣子頻繁、這樣子毫無章法、這樣子費事才能得到結論，那可未免太笨了一點。紀錄上說蔣經國在開東西橫貫公路時候，“親冒危險，深入荒山，披荊斬棘，餐風露宿去勘察路線”，其實這是一名區區公路局工程師乾的事，何勞“大政治家”親自出馬？如果這樣為政算是正道，試問一朝“反攻大陸”“光復大陸”了，可怎麼辦？佔中國千分之三的臺灣，建設起來，蔣經國都要神出鬼沒的窮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來了，再躬親細務而能分身有術者，豈可得乎？
何況，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如真能解決問題，也就罷了。事實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礦災變時挨家挨戶去致哀慰問，八年後的今日礦工依然悲慘；他在1972年女票據犯代夫坐牢時慈悲為懷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後的異日女囚猶在牢中。多花時間去上山下海做“親民‘秀’”，何如關起門來多做點親民事？慰問孤苦不如解決問題，蔣經國的勤政愛民，其去偽善也，又幾希？
整個的結論是：蔣經國瞎忙了一輩子，卻從來不懂經國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達馬屁說“乃是國家一大損失”，我真不知道“國家”“損失”了什麼。……（編者略）
1950年，蔣經國說：“復興活在中國，失敗死在臺灣。”他如今死在臺灣，證明他一語成讖，也證明他的失敗屬實。這四十年，蔣氏父子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櫥窗，可是他們太自私，結果先死後死，為天下笑，1958年蔣經國說他們“絕不會重走鄭氏當年失敗的舊路”，其實他們還不如鄭成功，鄭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傳位到第三代。蔣經國宣佈“未來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擔任總統”，一時傳為美談，但他為什麼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總統？那樣豈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十二年的機會，他都執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作無望之語，縱屬臨終悔罪之言，歷史也不會饒恕他的！
1962年，蔣經國說：“最近我看到歷史上有一位成功的偉人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人家讚揚我？這一句話有著深刻的意義，不錯，時常被別人讚揚、歌功頌德，並不就是你的成功。”——現在，在一片“別人讚揚、歌功頌德”聲中，蔣經國死而有知，真該知道他做錯什麼了！
1988年1月20日病中作
蔣經國在莫斯科
《蔣經國在莫斯科》，1986年11月香港中原出版社出版。著者是彭哲愚、嚴農，書前有成書經過：
1983年春節前夕，我們兩人從各自工作的北京和邵陽趕赴長沙，去訪問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徐君虎先生。到長沙那天，正趕上下雪和雨，雨雪霏霏，整個長沙城籠罩在霧靄之中。我們找到徐老的住處，一打聽，徐老那幾天正在湖南賓館開省政協常委會。我們又冒雨步行到湖南賓館。嚴農的父親、著名新聞記者、老作家嚴怪愚是徐老的密友，我們又是遠道而來，大概是這些緣故，徐老利用會間的休息時間，立刻接待了我們。
“在今天的會上，我們發表了對蔣經國的談話，對臺節目裡可能廣播。”徐老給我們沏上了家鄉的熱茶，招呼我們坐下後，就開門見山地跟我們談起了蔣經國。我們早就知道徐老與鄧小平、蔣經國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窗共讀；30年代末期，又與蔣經國在江西共事，與蔣經國過從甚密，是摯友。
此後，一連幾個晚上，徐老和我們當爐圍坐，敘述著他與蔣經國同學和同事的件件往事。激動時，徐老就站起來，他那高大的身軀在屋子裡來回走動著，巨大的手臂，隨著他那洪亮的聲音，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打著各種手勢，使我們彷彿身臨其境……
在徐老的幫助下，我們又訪問了當年在莫斯科與蔣經國同學，現任湖南省參事的雷通鼎、趙可夫先生，在北京我們又訪問了當年在蔣經國舉辦的“中華兒童新村”和“虎崗夏令營”生活和學習過的李淑仙、羅人恆。1985年夏，彭哲愚再次回湖南長沙，找到了當年在江西贛縣當縣長、與蔣經國共事多年的吳劍真先生（現任湖南省政協常委），瞭解了蔣經國當年在江西贛南的一些情況，蒐集了一些有關蔣經國的趣聞軼事。最後，以徐老講述的為主線，把其他人講的情況糅合進去，整理成文，定名為《蔣經國在莫斯科》。
在這成書經過的末尾，著者彭哲愚、嚴農特別聲明：“書中的基本事實都是可信的。但由於年代久遠，講述者有些細節回憶不起來，可能有紕漏和出人的地方，敬請讀者見諒。”
最小的同學蔣經國
雖然書名是《蔣經國在莫斯科》，內容卻包括了兩大部分：留學蘇聯時期和江西工作時期。兩部分都是以蔣經國老同學、老朋友徐君虎的講述為主線。徐君虎初見蔣經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其實不是什麼大學，只是“一座規模相當大，四面環抱的四層樓房。從樓上朝下看，中間的院子就像個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籃球場”。他是蘇聯共產黨“為了給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為了完成孫中山先生未竟之業”而辦的。學生的來源，“有的通過南方革命政權考選，有的通過北方各省地下共產黨、國民黨的保送”，蔣經國是國民黨的特權分子，當然沒經過什麼考選，就保送到學校裡來了。
徐君虎、趙可夫、左權他們到校後不久的一天，正準備睡覺，忽然有人說：“邵力子看我們來了。”邵力子是1925年10月，作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的代表來莫斯科的。他既是國民黨駐中山大學的代表，又是中山大學第一期的學生。邵力子這人的名字，徐君虎、趙可夫他們早就聽說了，但過去沒見過面。他來到每個人的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問：“辛苦了嗎？”跟在邵力子身後的還有個小孩，十五六歲，穿著皮夾克，戴著鴨舌帽，個兒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點，可粗壯敦實，走起路來蹦蹦跳跳。徐君虎正要向別人打聽：這小孩是誰？那小孩卻徑自朝徐君虎走了過來，大大方方地伸出手來，操著寧波口音說：“我叫蔣經國，我們是同學啦！”
他就是蔣經國，他就是蔣介石的崽！徐君虎想起，他們從廣州出發到上海時，路過汕頭，正值蔣介石領學生軍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駐兵汕頭。蔣介石聞說赴蘇留學青年路過汕頭，還特地接見了他們，勉勵了一番。說他們都是將來國家革命和建設的棟樑之才，好好向蘇聯學習，將來為國家出力。
蔣經國是跟邵力子一同來到莫斯科的。同來的還有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葉楚傖的兒子葉南、于右任的女兒於秀芝等。在所有中大的同學當中，蔣經國年紀最小，是同學們的小弟弟。由於年紀小，頑皮又活潑，愛說愛笑愛唱，走起路來又蹦又跳，整天無憂無愁，像只快樂的小鳥。又因為他經常穿一件皮夾克式工人服，戴著鴨舌帽，皮膚也曬得黑黑的，像個小童工，大夥兒都跟他開玩笑，管他叫“Paboqnn”（俄語“工人”）。
徐君虎很喜歡蔣經國的性格，沒過多久，他倆就成了好朋友。
和鄧小平在一個團小組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1925年秋天正式開學的，第一期學員共有六百多人。徐君虎不僅和蔣經國分在同一個班，而且分在同一個團小組裡。他們的團小組長不是別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鄧希賢（鄧小平）。
蔣經國是到莫斯科後於1925年12月加入共青團的。鄧小平比他們都大，經驗也遠遠比他們豐富。1920年12月，鄧小平剛十六歲，就去法國勤工儉學。到法國後，他參加了革命鬥爭，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化名叫鄧希賢。1925年鄧小平成為中共旅法支部的負責人，遭到法國政府迫害，遂於1926年1月與傅鍾、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大革命失敗後叛變，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現在臺北，任臺北大學教授）從巴黎到柏林，又從柏林來到莫斯科。在學校裡，鄧小平性情爽朗、活潑，愛說笑，富有組織才能和表達才能；傅鍾則老成持重，不愛言談；任卓宣是個書呆子。他們三人的共同特點是：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
這裡有一點錯誤，任卓宣只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沒做過部長，因為蔣介石認為他是共產黨倒過來的叛徒，並不十分相信他。部長還是給自己人來做。至於說“任卓宣是個書呆子”，也不盡然，據王崇五告訴我，任卓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是拉這派打那派的鬥爭低手呢！
莫斯科是很美麗的，尤其積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宮、樓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宮。徐君虎、左權、趙可夫他們初到莫斯科，覺得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儘管天寒地凍，飯後總也愛到學校對門教堂旁邊的廣場、公園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領略異國風光。在散步的時候，他們也和現在的小青年一樣，愛開開玩笑、聊聊天。當左權、徐君虎他們和蔣經國、鄧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時候，除了聊天，還愛聽鄧小平講在法國勤工儉學和那些驚心動魄、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鬥爭故事。有一次，蔣經國和徐君虎問鄧小平：“你們幹嘛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希賢告訴他們說，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在法國就數撿馬糞掙錢多，幹一天能搞足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划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麼一條圍巾，因此他們每人也有那麼一條。原來，他們是以曾當過清潔工人而自豪的啊！
蔣經國和鄧小平個兒都不高，站隊時老站在一起，肩挨著肩。生活和歷史就是這樣地開玩笑，這兩個當年同窗共學的朋友和同志，誰能料想到，五十年後，會成為臺灣海峽兩岸的實權人物和政治對手呢？
蔣經國鼓吹“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蔣經國加入共青團（共產主義青年團）後，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壁報的編委，鼓吹“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莫斯科中山大學沒有國民黨特別區黨部。當時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青年中，除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民黨左派外，也還有一些國民黨的右派分子，孫文主義學會的人，如康澤、鄧文儀、谷正綱、谷正鼎等，趙可夫也是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邵力子是國民黨中央派駐莫斯科大學的代表，徐君虎擔任區黨部的宣傳部長，蔣經國是學校牆報“紅牆”的編委，負責牆報稿件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作，他自己也常寫稿。他在加入共青團以後，就曾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革命先革心”。他說：“大家站在革命陣線上，鞏固中國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牆報還以“中國革命與我們的任務”為題，發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材料大部分是張聞天給他們的。張聞天當時三十多歲，是同學也是老師。有時，他和學員們一起活動、聽課；有時也在蘇聯教師講課時擔任翻譯，他的俄語講得很好。
蔣經國雖然年紀小，但在全校同學中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分子。
徐君虎和蔣經國性格合得來，又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在一起。
蔣經國愛動，一到星期天，出了牆報，不是和徐君虎他們一起去打球，就是拉著徐君虎和馮洪國他們：“老夥，打牙祭去囉！”所謂打牙祭，就是到莫斯科郊外山東人開的小飯館去吃中國菜。
學校除了全部負責學生的吃、住和衣著用品外，每月還發給每人十五個盧布做零花錢。抽菸的男同學大都用來買菸了；愛漂亮的女同學就用來買花布做衣裳。生活困難的，就攢起來寄回國內。蔣經國、徐君虎他們不抽菸，也不需要接濟家裡，就用來吃中國菜。
吃膩了牛奶、麵包、牛排和燒土豆，來到中國人自己開的餐館，一聞那炒菜的香味，口水都差點流出來了。炒幾個家鄉的風味菜，喝點酒，吃兩碗大米飯，別有一番滋味。每到這個時候，他們就想起了祖國、想起故鄉。
“來，碰杯！碰杯！”蔣經國的酒癮蠻大，每回去呷中國菜，他總是興高釆烈，非喝個痛快不罷休。
那些開飯館的山東老闆，幾乎全都是因黃河氾濫而逃到關外，輾轉流浪到俄國來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參加過蘇聯的國內戰爭和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蘇聯的戰爭，當過紅軍，有著一部光榮的歷史。蔣經國、徐君虎他們吃完中國菜後，也常請他們講講蘇聯革命鬥爭的故事，給他們上了課外的一課。
寫信大罵“介石同志”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了“中山艦事件”，這是他表演的投石問路。但這路可問出了麻煩：不僅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也波及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在這之前，共產黨員、共青黨員、國民黨左派與國民黨右派（主要是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之間尚無大的矛盾。中山艦事件後，由於立場不同、看法不同，矛盾亦趨表面化。學校放暑假時，第三囯際遠東司來校做形勢報告，舉了英國煤礦工人罷工失敗的事情做例子，聯繫到中國革命。說孫中山先生推行三民主義，不通過武裝鬥爭就想獲得政權，這是夢想、是烏托邦。報告以後，學生中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鄧文儀、康澤、谷正綱、谷正鼎等人，說這是汙衊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義，挑起了一場辯論，辯論持續了三天三夜。最後，徐君虎以特別黨部宣傳部長的身份，談了自己的看法：“蔣介石是否真正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他是真革命的還是假革命的？人們將拭目以待。”
徐君虎的態度和他的這次講話，導致了他後來在南京的鋃鐺入獄，這是後話。
蔣經國對中山艦事件是什麼態度呢？這不僅是蔣的同志和好朋友所關心的問題，也是全校同學所關心的一個問題。一天午飯後，徐君虎、蔣經國，還有一個外號叫“紙老虎”的同學（中共黨員，回國後在上海編過中央理論刊物《紅旗》），一起在休養地的小樹林裡散步，蔣經國一反活潑、快樂的常態，臉上好像結了一層冰，滿面憂愁。
“Paboqnn，你老子反起共來了，你怎麼辦囉？”徐君虎問他，語氣中有點兒挖苦。
“蔣介石真反共，就連他的命一起革掉！”“紙老虎”更魯，漲紅著臉，揮舞著拳頭。
蔣經國的眼淚差點兒流出來。他從兜裡掏出一張紙遞給徐君虎：“這就是我給他（蔣介石）寫的一封信的底稿。”徐君虎打開一看，只見開頭稱呼：“介石同志（我今天站在同志的立場和你講話）……”接著，信中嚴厲而又直率地批評了蔣介石，反共就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蔣經國以有蔣介石這樣的爸爸而感到恥辱
到了1927年，情況愈來愈變了：
1927年初，北伐戰爭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3月，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成功，建立了上海市政府。這一偉大勝利，不僅是國內的革命人民歡欣鼓舞，消息傳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們也都是歡喜若狂。雷通鼎回憶說，全校七八百人，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遊行。學生們打著三角小旗，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慶祝上海收復”。同學們一邊遊行，一邊高呼：“上海拉斯（上海是我們的）！”隊伍剛走出校門，聚集在校門外的蘇聯學生、工人和普通居民也自動參加了我們的遊行隊伍。到了大街上，也有蘇聯朋友陸續加入到我們的隊伍裡來，他們高呼：“格達尼（俄語“中國”）！”隊伍每到一個地方，蘇聯人見了就熱烈鼓掌，和中國學生一起呼口號。他們把中國人民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和中國學生一起，分享著勝利的喜悅。一連十多天，學生們都沉浸在勝利的歡樂和激動之中。
可是，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4月12日，蔣介石指使白崇禧解除了上海工人的武裝，在上海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中國人民震驚了、世界人民震驚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們也震驚了！蘇聯人對中大留學生的態度也馬上從攝氏一百度降到零度。蘇聯人在街上一見到中國學生，就用手指著他們罵：“國民黨壞！”學生們又委屈、又憤怒。變化最大的當然要屬蔣經國。前幾天慶祝上海收復遊行時，他走在隊伍前頭，蹦蹦跳跳，一邊揮舞著手中的三角小旗，一邊帶頭呼口號，非常活躍。“四一二”事變的消息傳到中大以後，他老是兩手插在兜裡，走路低著頭，好像他自己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同學們碰到他，也總要多瞟他兩眼。這眼光很複雜，有諷嘲、有譏笑，也有同情和憐憫。
全校教職員工對蔣介石的背叛行為非常氣憤，紛紛舉行集會，聲討他的罪行。在一次全校性的聲討會上，當大會主席剛剛宣佈大會開始，同學們上臺發言的時候，只見一個小個子，很利索地跳到了臺上，振臂用俄語高呼了三聲：“打倒蔣介石！”“打倒反革命蔣介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別人，就是蔣經國！同學們感動至極，把他舉起來，拋到半空中，用手臂接住；再拋，再接……邊拋，邊呼：“烏拉！”“烏拉！”（俄語“萬歲！”“萬歲！”）群情激昂、高漲，會場一片沸騰。接著，蔣經國又慷慨陳詞：“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不知是由於激動還是由於憤怒，聲音好像有些發抖。他用發抖的聲音痛罵蔣介石，歷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罪行。第二天，在校刊的牆報和蘇聯的《消息報》上，又看到了蔣經國發表的書面聲明。其中罵道：“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他不僅是中國工人、農民的敵人，而且也是我們的敵人。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
蔣經國的行動，受到了中國學生，也受到斯大林、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歡迎。蔣經國的突變，一下子成了億萬人矚目的新聞人物。他只要在街上一露面，認識他的蘇聯人就把他圍起來，稱讚他，和他一起用俄語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蔣介石！”“打倒國民黨！”“中國革命勝利萬歲！”不認識他的蘇聯人，見了中山大學的學生就問：“哪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介石的兒子在哪裡？”
蔣經國雖然釆取了這些行動，但他內心仍然憂鬱不樂。他一方面為有蔣介石這樣的爸爸而感到恥辱；另一方面，又擔心此後回國無望，再也見不到他日夜思念的母親。
蔣經國正式成為共產黨員
“四一二”事變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大部分送回國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一部分思想進步的國民黨左派分子留了下來。蔣經國由於表現突出，不但留了下來，並且由共青團正式成為共產黨員。然後就被保送到列寧格勒託瑪卡紅軍軍政學校學軍事和政治。
蔣經國告別了莫斯科，來到列寧格勒。離開了往日的朋友和同學，完全生活在蘇聯人中間，他有一種身在異邦為異客的感覺。他思念朋友，更思念親人。
列寧格勒的秋天來得早。夕陽的淡淡餘暉懶洋洋地照在十月革命前資產階級權力的象徵——冬官。冬宮在阿爾英樂號巡洋艦的炮口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嚴。蔣經國踏著蕭蕭落葉，迎著瑟瑟秋風，心事重重地踟躕在涅瓦河畔。他在想家，在想身居溪口的母親。前年來蘇聯之前，只回去看望過母親一眼，母親疼愛他，不願他遠走，母子相抱痛哭。但是父親嚴訓：“這一回一定要立志出國深造！”他不敢違抗父命，只好哭別了母親。可是，這一別，何日才能相見呢？也許，今生無望了……
蔣經國正低頭走著。忽然，撞在了一個迎面走來的老人身上，把老人撞了個趔趄，他慌忙伸手去扶老人，一下子愣住了：啊！這不正是世界聞名的大文豪高爾基嗎？高爾基大高個，背稍有點駝，長著大鬍子。大概高爾基也正在構思作品，沒有看見低頭行走的蔣經國，才與他撞了個滿懷。
蔣經國對文學雖然不太感興趣，但也看過高爾基的不朽名著——《母親》，他也非常崇敬高爾基。
高爾基看到眼前站著的是一個情緒顯得不安的中國青年，慈祥地微笑著，安慰他道：“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又親切的問道：“看來，你好像在想什麼心事？我能給你什麼幫助呢？”蔣經國有點侷促不安，他本來不願把心中的秘密隨便向人吐露。但他究竟是個十七歲的小孩，他覺得自己瞞不過高爾基那雙聰智深邃的眼睛，就把老人扶在一旁的石凳上坐下，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身世、經歷以及深藏在心底的肺腑之言，向這位老人全部傾吐了出來。一邊說，還一邊流著眼淚。
高爾基像個老爺爺，又像個早已熟悉的老朋友，親切地撫摸著蔣經國的肩膀，熱情地鼓勵他振作起來，好好學習。高爾基給蔣經國講了蘇聯革命前後的艱苦歷程，他預言，中國革命雖然會受到挫折，但最終是會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勝利後，他就可以回中國去，為中國人民做出番事業。他們談了很久，高爾基才起身離去。蔣經國望著高爾基高大的身影，心中湧起一股熱浪，他決心按照高爾基說的，好好學習，將來一定會有用處。這次不尋常的會見，給蔣經國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在贛南任專員時，國民黨中央調他到重慶中訓班去受訓，要他寫一份自傳，他口述，讓徐君虎幫他整理，寫出了回憶錄《留蘇十三年》。在這本書裡，他很帶有感情地記述了這一次難忘的會見，作為永恆和美好的記憶。大概他也不會忘記，高爾基鼓勵他好好學習，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諄諄教導和殷切的期望吧！
高爾基（MaximGorky）四歲時就死了父親，他父親是傢俱工人，不會玩政治玩到使兒子感到恥辱，他無法對蔣經國感同身受，但他畢竟是文學家，所以對蔣經國也能有所同情，雖然那種同情是“擲諸虛牝”了的。——真正聰明的文學家永遠不該相信政治人物，從斯大林到蔣經國，都不例外。蘇聯的高爾基最後不明不白的死於非命，和斯大林有關，而中國的多少高爾基，在沒成為文學家以前，都早被蔣氏父子給不明不白了呢！
“江浙同鄉會”的冤案
蔣經國後來以一個又一個的冤案整人，他少年時候，卻也被人整過：
列寧格勒託瑪卡紅軍軍政學校中的中國留學生的待遇比莫斯科中山大學還要高，每個月四五十盧布的零花錢。一天，幾個在莫斯科中大的江浙籍同學，給蔣經國寫了封信，開玩笑說：“我們要成立一個江浙同鄉會，選你當會長，希望你這個會長以後常接濟我們點兒錢。”
蘇聯的克格勃組織在蘇聯的各重要軍事、政治和經濟部門都派有自己的情報人員，嚴格控制。託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更是如此，和蔣經囯同宿舍的一個蘇聯紅軍軍官就是克格勃的情報員。蔣經國這人有點兒大大咧咧，中山大學幾個江浙籍同學給他寫的信他看完後就扔在抽屜裡。他不在宿舍的時候，那位克格勃情報員偷偷地看了。克格勃立刻把它交給了莫斯科中大支部局書記王明。
王明原名陳紹禹，是中山大學第一期第一班的學生。這個人有點兒小聰明，俄語學得好，口齒伶倒，能說會道，很得到校長米夫的賞識。畢業後，留在中山大學。米夫兩次來中國，都是王明陪同當翻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原中大校長拉狄克是德國人，與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同為德國工人運動的三領袖。德國革命失敗後，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犧牲了，他流亡到蘇聯，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問題，成了中國問題專家。中山大學成立後，他出任校長，加入了託派，是著名的託派分子。中山大學開學後，他請託洛茨基來校做過報告，向學生們系統地闡述了託派的觀點和綱領。托洛茨基被開除出蘇共的領導核心後，拉狄克也被撤職，米夫當了校長。米夫一上臺，就任命王明當了支部局書記。王明沒什麼實際工作經驗，就會搞教條主義那一套，打小報告、扣帽子、搞宗派主義，多數黨員都對他不滿。有一回，王明代表支部局提出一項決議案，上百個黨員中，只有二十八人支持，一人棄權，其餘全反對，決議案被否決。他懷恨在心，說只有這二十八個半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仗著有米夫撐腰，自己又大權在握，對其他人打擊報復，甚至進行陷害。
王明得到了克格勃送來的那封信，與李聲竹（中山大學副校長，王明的親信）一起，利用那封信在中大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他們說蔣經國等人在中大黨員中組織“江浙同鄉會小集團”，這個集團搞什麼第二條路線，是與學校支部局聯共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相對立的。它的頭頭除蔣經國外，還有俞秀松、董亦湘和周明達等人。並且把不是江浙籍，但與蔣經國關係不錯的左權（湖南人）等人也牽扯了進去，說他們是“重要成員”，搞得烏煙瘴氣。1927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閉幕以後，新當選的總書記向忠發還去中山大學講了一次話，大發雷霆，說“江浙同鄉會”是反動組織，頭頭要槍斃，成員要受處分。證據就是那封開玩笑的信。這在旅俄同學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蔣經國開頭還滿不在乎，心想：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後來就要關他的禁閉，他就有點兒害怕了。因為王明在中大搞的那一套路線鬥爭，無情打擊，許多同學都是領教過的。有個女同學談戀愛，王明就開審判會，一連審了三天。當時，蔣經國有口難辯，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急得他直掉眼淚。莫斯科中大的江浙同學和其他同學也感到憤憤不平，他們一方面寫信安慰蔣經囯，叫他莫著急；一方面紛紛寫信給聯共中央、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要求派人來校徹底調查核實，弄清真相。共產國際監察委員、聯共中央監委會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同學們的要求，聯合組成了審查委員會來校調查。雷通鼎回憶說，審查委員會的人一個個找同學們瞭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否認有這麼個“江浙同鄉會”的組織存在。給蔣經國他們上課的老師也出來作證，說這孩子很老實。調查結果一公佈，真相大白，原來是王明等人有意製造假案，進行誣陷。當時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是瞿秋白。王明因為瞿秋白沒支持他，對瞿極為不滿，還拿整過他的黑材料，到共產國際去誣告過。
翟秋白後來被蔣介石槍斃，中國高爾基又少了一個。
“烈士家屬”
蔣經國雖然拼命要做好的共產黨員，可是仍難逃政治漩渦的捲入，最後，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農村。
1930年，蔣經國從列寧格勒託瑪卡紅軍學校畢業了，他要求回國工作，但被拒絕了。蘇聯當局對他釆取了不相信的態度。王明其時擔任中共中央駐莫斯科的全權代表，他對蔣經國依然怨恨在心。他說蔣經國是“國民黨本質的共產黨員”，“他爹爹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東西”。建議蘇聯當局把蔣經國弄到西伯利亞的礦區去“教育”、“改造”。但蘇聯的領導人沒按王明的要求去辦，應蔣經國本人的請求，改派他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集體農莊去勞動。
石可夫農莊和其他成千上萬的俄羅斯小村莊一樣，有一座東正教的小教堂，它象徵著俄羅斯文明的另一面——愚昧和落後。十月革命後，開展了破除迷信的宣傳，小教堂才失去了往日的神秘和繁榮——變得冷落和破敗。蔣經國初到石可夫農莊，村子裡的人因為他是外國人，都不願理他，不肯借床鋪給他睡，他只好睡在教堂的車房裡。教堂裡又陰暗又潮溼，蔣經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肚子餓得咕咕叫，抱頭躺在麥秸堆上。有時坐在窗戶下，望著冉冉升起的月亮，流著淚，思念著他的朋友、同志和他那遠在祖國的母親；冬天，他望著茫茫雪野，想起了六年前他們初來莫斯科時，路過西伯利亞大雪原的情景。那時，他們充滿了革命激情，是那麼天真爛漫。
……
不過，在哪兒都有好心的人。石可夫農莊有一個老太太沙弗婭，是個烈士家屬，兒子在國內革命戰爭中犧牲了。她把蔣經國領回自己的家，讓他住在自己的家裡。每當蔣經國思念慈母，萬分痛苦的時候，沙弗婭就默默地走近他身旁，像慈母般地用手輕輕地撫摸著他的頭：“想媽媽了吧？”一邊說，一邊拿出她珍藏的糖果、奶油，哄小孩似地哄著他吃，把他當成自己的親兒子。1930年前後，蘇聯因為自然災害，經濟還相當困難，糖果、奶油等食物都是配給，老百姓不易得到。老太太每得到一點這些東西時，自己總也捨不得動，留給他吃。
這一年半的改造生活，真是難熬啊！如果沒有蘇聯那位老媽媽的關心和愛撫，他不可想象，如何能度過那漫長的四百四十多個日日夜夜！
他離開石可夫農莊的那天，全農莊的人都來送行。老媽媽沙弗婭和他抱頭痛哭，難分難捨。他走了很遠，還看見老媽媽站在村口，向他揮動著手中的頭巾。
石可夫農莊的一年半勞動改造生活，留給蔣經國的既有痛苦和辛酸，也有幸福和懷念。
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夏天，蔣經國特地回石可夫農莊去看望老媽媽，可是老媽媽巳經去世兩個多月了。蔣經國悲痛萬分，買了一束鮮花，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人墳前，他趴在墳上放聲大哭。從沙弗婭老媽媽的遭遇中，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毛夫人，哭得更為傷心。在一旁的農莊裡的莊員們，有的也一塊跟著哭了起來。
徐君虎說，蔣經國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在贛南時，他只要一談起石可夫農莊的一年半的勞改生活，一談起沙弗婭老媽媽，他就禁不住傷心落淚。
沙弗婭老媽媽把蔣經國從教堂車房裡“領回自己的家”時候，年已六十八歲，她對蔣經國的照料，顯然帶給他不少溫曖的感情。這種感情，對日後蔣經國大量製造冤獄，為自己人民劫餘出更多的中國沙弗婭來，自然頗有助力。蔣經國就是蔣經國，他一朝不再落魄，他可來得兇狠，什麼“烈士家屬”，蔣氏父子專門會製造這些人物啊！
1987年8月11日晨
“二二八”事變後蔣經國沒來臺灣彈壓嗎？
蔣經國死後，朝野上下海內海外一片馬屁聲，令人噁心之至。馬屁之中，有私人的、有官方的，不管是哪一種，看來都是童話中“國王的新衣”的招數，全體都為諂媚當道，睜眼說瞎話。問題只是這種瞎話，並非童話中的童子所能拆穿，要拆穿他，需要高人才行。現在就舉一例，以見高人功夫。
馬屁聲中的一個特大號馬屁是說蔣經國功在臺灣、對臺灣的老百姓一片恩德，此一恩德，自從他來到臺灣後就開始了。而蔣經國來臺灣的時間，是1949年隨政府撤退到臺灣之時。這一說法，不但見之於蔣經國著作，並且見之於他死後臺灣電視的三臺聯播——由馬屁精“新聞局長”邵玉銘主持的聯播，其他大小媒體，當然也眾口一聲，一律跟進。
事實上，蔣經國第一次到臺灣的時間，不是1949年而是1947年。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第十八天（3月17日），是跟著白崇禧一道來的。這一事實，都登在1947年3月19日《新生報》第一版上。白崇禧是當時國防部長，因為屬於桂系，蔣介石對他不放心，所以有蔣經國這種類似宦豎的人物，夾在十四人中，以為監軍。飛機於上午9點40分在南京起飛，中午到達臺北松山機場。
當時蔣經國來臺的表面理由是“宣慰視察”，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第二處處長名義“視導團務”，“使臺灣青年之思想堅定、觀念正確”，這些理由，都登在1947年3月20日的《新生報》第二版上。先從表面理由看，“使臺灣青年之思想堅定、觀念正確”，在當時兵荒馬亂、喘息未定之時，談何容易！所以，這種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大業，實在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還是意在白公也！
蔣經國在臺灣只住了兩天，3月19日上午8點半，就坐專機先返回南京，內幕原因不詳。他走後，雖說蔣介石的指示是“參加事變人員除共黨分子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免究”、是“與事變有關之人民，除共黨分子煽惑暴動、圖謀不軌者，決予懲辦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但是，把人民扣上“共黨分子”的紅帽而予以“究”一下，又有何難？所以，實際的情況乃是宣慰其外、彈壓其中，蔣處長的陰功，實不可沒也！
被國民黨迫害的偉大文人馬寅初喜歡澆自己的涼水；被國民黨迫害的另一偉大文人李敖卻喜歡澆別人涼水，這篇文章，澆了馬屁精們的涼水，不亦快哉！
1988年3月5日晨
比包啟黃還包啟黃
包啟黃是國民黨的“國防部軍法局長”，由於把犯人財產霸佔、老婆逼奸，還要處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屌又拔出不認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狀，他的主子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只好槍斃他了事。
1965年7月12日，蔣經國在“國防部”本部7月份第一次週會講《存亡在於虛實，成敗在於是非》，談到包啟黃的事，他說：
軍法和軍紀，是維繫軍隊的兩大重要因素，如果軍隊沒有軍法和軍紀，這個軍隊就無法維繫，軍法執行得當，可促進部隊團結，增加部隊戰力，如果執行不得法或有錯誤，反而足以敗壞軍隊名譽，破壞軍隊團結，剛才聽了汪局長的業務報告，可以瞭解六年以來，軍法復判局自汪局長、軍法局自範局長到任以來，無論在制度上或行政上、執法上，都有很大的進步。想到當年有一段時期，軍法最受人指責的，就是所謂包啟黃的這一個階段，包啟黃擔任軍法工作的時間相當長，在他確定的罪行以外一定還有未被發現的罪行，當決定將包啟黃處死刑的時候，還有很多高級人員替他講話求情，記得當時有人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樣？當我將全部資料看過之後，我只說了兩句話“包啟黃不殺，就沒有人可殺了”。
剛剛我又想到，我到國防會議之後，至少有六個重大軍法案件，發現有可疑之處，經追查結果，全屬冤枉，後來把這六個案子整個翻了案，我想除這六個案子外，可能還有許多類似冤枉案件，沒有發現，這是我心裡最感不安的一件事，我個人沒有學過法律，也不懂法律上的理論，到部以後，有時候汪局長和範局長來同我談軍法問題，我總是提醒他們，留心不要有冤枉的事情，他們兩位也告訴我，不會有冤枉事情發生，我對他們兩位均很信任，但是我覺得冤獄並不是我們故意造成的，自是辦理不慎的結果。它對於人的生命財產關係太大，所以軍法雖已上軌道，軍法人員承辦案件，仍需要特別小心謹慎。
汪局長剛才講，做官的不要糊塗，這一句話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有許多軍法案件都經過我批閱，當然希望我不糊塗，但是糊塗與否有很多客觀因素存在，至少我希望大家不要使我糊塗，這一點最要緊，假使上下糊塗，這就是很嚴重的問題了，所以我們處理軍法案件，一定要有嚴正的態度，不管是大小案件，都要認真處理。
在包啟黃“擔任軍法工作”的“相當長”時間裡，蔣經國自承“至少有六個重大軍法案件，發現有可疑之處，經追查結果，全屬冤枉”，其他不夠重大的，還不知有多少，由此可見，國民黨戒嚴時期以軍法判人，判得實在太草率了，繼任的“擔任軍法工作”的汪道淵、範魁書等人說此後“不會有冤枉事情發生”，這是不可靠的，因為國民黨大員中誰是包啟黃，大家全不知道，無法發現，縱使包啟黃自己，若非他心狠手辣拔屌不認人，而能心狠手辣屌認人一下，軍法大權豈不照樣操在他的手中嗎？
包啟黃出軍法醜的事件，告訴了我們，靠人防弊是不夠的，要防弊，還得靠制度。
戒嚴時期用軍法判人，本就是一種易生毛病的制度，因為這種時期的軍法判決，必然草率。為了防弊，在訂定“戒嚴法”時，第10條就明文規定解嚴後人民可以無條件上訴到司法機關，以免冤抑。但是，這回蔣經國卻站出來，下令手下嘍囉強行通過“國家安全法”第9條，剝奪了“憲法”第16條的人民訴訟權！蔣經國為什麼要這樣？因為他深知軍法的黑暗絕不止於“包啟黃的這一個階段”，若真的依法給人民上訴，則出軍法醜的事件，將千萬多於“國民黨包公（啟黃）”時代者，所以，蔣經國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塗”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認真處理”了！
包啟黃作惡，是人的作惡，還有解嚴後上訴管道可循解決；但是蔣經國作惡，是制度的作惡，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給堵住，解嚴後上訴機會都給掐死了。
比較起來，包啟黃的毛病出在“大頭”（腦袋）懂法律而“小頭”（屌）不懂，蔣經國則是兩頭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蔣經國比包啟黃還包啟黃，此可斷言者也！
1987年8月19日晨
蔣經國是臺灣人？
最近，蔣經國與十二個“臺籍耆老”談話，說他個人在臺灣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經是臺灣人”了。消息傳出，立刻被各路馬屁砰砰圍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謂蔣總統英明云云，似乎為蔣經國這一臺化言論，倍感欣慰焉！不過，我卻有唱反調的看法。
二十年前，蔣經國講《以國家安危為己任》，自道他一生顛沛流離，“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哪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可是到臺灣後，他在一棟房子裡，“已經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臺灣居，實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講演，是1967年1月30日講的，二十年下來，蔣經國在臺灣豈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了，比起“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在哪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的流動率，臺灣之令人樂不思蜀也，尚奚疑哉？
不過，說蔣家小朝廷大倌人蔣經國樂不思蜀，卻要說得仔細，否則他必不服氣。因為他在1976年2月27日的講演——《我們有中華民族全民的民主與自由》，明明這樣“昭示”過：
今天竟然有人說：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這個若不是他自己不認識歷史、地理、文化，就是他受了共匪宣傳的欺騙，或者就是他沒有顧及到我們今天革命的形勢和復國的前途。所以說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這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在地理上是錯誤的、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在血緣上是錯誤的，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是錯誤的，沒有一點是對的！我們只有以臺灣一千六百萬的中國人，一心一德的來為國家的復興而努力奮鬥，我們臺灣才有前途、才會安全。大陸上七八億的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他們心目中，也唯有臺灣一千六百萬自由同胞的存在，大陸才有光復的希望。有人說：臺灣是臺灣，甚至有人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有一個人到國外去旅行，海關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說：“不是，我是臺灣人。”這算是什麼？當然我們是有雙重國籍的規定，但是我認為一個人入了其他的國籍，總是不光榮的。今天我們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明明是黃帝的子孫，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羞恥的事情嗎？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死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黃帝子孫，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要確定這一原則。
在這一“昭示”裡，蔣經國曾公然以“我是臺灣人”為抨擊對象、以“我是臺灣人”為奇恥大辱，可是，曾幾何時，同一個蔣經國，卻公然說他自己是“臺灣人”了！這不是咄咄怪事嗎？當然，各路馬屁會說此“臺灣人”非彼“臺灣人”，“有一個人”所說的“我是臺灣人”與蔣經國所說的“我已經是臺灣人”含義有別，但是，不管怎麼巧辯，中文的語法與定義總不會隨著你們的高興轉，蔣經國在此時此地提出他“已經是臺灣人”，顯然給人一種感覺與導向，這還用說嗎？
1978年5月28日，蔣經國《答〈讀者文摘〉編輯大衛瑞德問》，大衛瑞德問他選謝東閔做“副總統”，“是否會有更多臺灣省籍的人擔任要職”？蔣經國答說：
我提名謝東閔先生競選副總統時，從沒去想他的籍貫，我只知道他是中國人。事實上，在臺灣的都是中國人，誠如謝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只不過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人來得晚一點而已。
好個“從沒去想他的籍貫”！試問天下誰相信啊？如今，只知道謝東閔是中國人的蔣經國，居然自己也“已經是臺灣人”啦！——政治人物的翻雲覆雨，不亦令人好笑哉？
1987年9月23日
蔣經國人死了，就不罵他嗎？
潘毓剛告訴我，他在海外，碰到看過我批評蔣經國文章的人，反應有三類：第一類誤信蔣經國是仁君，因而不贊同李敖文章；第二類是責備李敖不忠厚，說為什麼蔣經國死了還要罵他？第三類是贊同李敖文章的。
第一類我不奇怪，因為思考訓練有問題，水平與眼界也有問題；第二類就不一樣了，他們的毛病，是中了千百年教條的毒。這種教條，是“人死了，只能講他的好話”，是“人死了，一切就都算了、被饒恕了”，是“人死了，你可以不講話，但不可以講他壞話”。……事實上，這種教條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所謂人死了，就該被饒恕，這種理論，最細膩的建構，源出“代死者禱告”（PrayerfortheDeparted）。“代死者禱告”之風，不見於《舊約》，也不見於各《福音書》，而起於4世紀，到16世紀益發明顯。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e）指出這種禱告的首要目的，就在求赦死者生前所犯的罪，希望經由赦罪，使死者得益。事實上，這種心態，本來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基督教受“異教”影響的，所以基督教中有人反對，理由是如果一個人知道他死後可因禱告而蒙赦，則他生前更要肆意而為了。儘管如此，不論基督教也好，“異教”也罷，“代死者禱告”之風，一千六百年來，早已相沿成習。正因為這一禱告的目的在寬恕死者，以求免罪（Absolution），當然只講死者好話，不講死者壞話，就成為必要的假動作了。假動作做成習慣以後，就形成一股條件反應（conditionedresponse）式的偽善，只要人一死，就來上一大堆諛詞，“萬世流芳”也、“蒙主寵召”也……除了給人死者是“一代完人”的印象外，其他什麼真相都看不到了。
由此可見第一類的錯誤，其病在“陋”，在於沒有見識；第二類的錯誤，其病在“偽”，在於偽君子們徒具假慈悲。其病在“陋”的，可原諒；但其病在“偽”的，卻可恥了。
中國傳統的正義信念是：“誅奸諛於既死。”這種信念，表示不因一個奸諛人物的死，就放過他，這種明大是大非的態度，才是正確的。反過來說，不肯“誅奸諛於既死”、反而從而馬屁之的人，則是十足偽君子，是我們看不起的。
1988年6月1日
告李登輝等六大員偽造蔣經國遺囑狀
本案被告身份，都是國民黨政府大員，一共六名：
一、李登輝——“總統”。
二、俞國華——“行政院院長”。
三、倪文亞——“立法院院長”。
四、林洋港——“司法院院長”。
五、孔德成——“考試院院長”。
六、黃尊秋——“監察院院長”。
這六名被告，涉嫌共同偽造文書，足以生損害於蔣經國及公眾，特此報請偵辦。
據本年1月14日《中央日報》刊載，蔣經國已於本年1月13日下午3時55分死亡。但蔣經國早在本年1月5日，由案外人王家驊代筆，做成遺囑，並經被告等在遺囑上簽名為見證人，有圖片為證。
唯按本年1月19日《聯合報》刊載被告之一林洋港談話，事涉蹊蹺。《聯合報》報道說：
林院長說，到了下午4時20分，官邸的武官突然打電話來，要他趕快到官邸去，說話時語調十分悲傷。當時他就有不祥的感覺，立即趕到官邸。武官見到他，就悲傷的說：“總統大去了。”他聽了宛如晴天霹靂。
林院長即到會客室，李副總統登輝、行政院長俞國華、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及蔣緯國將軍當時都已經到了。不久，五院院長都已經到齊。將近6點鐘，五院院長在蔣故總統的遺囑上簽名。然後即到總統臥房瞻仰遺容。
同日《民生報》也報道說：
不料，到了13日下午4點多，林洋港即接到來自官邸的電話，要他即刻趕到官邸。一到官邸，武官悲傷地告訴他：“總統大去了。”
將近6點，趕到官邸的五院院長在總統的遺囑上籤了名，併到總統的臥房瞻仰遺容。
可見被告等在蔣經國遺囑上簽名見證時，先得悉蔣經國已經死亡。但蔣經國遺囑上，日期明明是本年1月5日，可見王家驊於本年1月5日為蔣經國代筆做成上開遺囑時，被告等顯然均未在場，從而該項遺囑之意旨是否為蔣經國之真意，即有可疑。
“民法”第1194條明文規定：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查上開遺囑，被告等雖均為見證人，竟無一人為代筆人，且繫於蔣經國死亡後，始在遺囑上簽名為見證人，顯然無從筆記遺囑意旨、宣讀、講解，經蔣經國認可，以致蔣經國未與全體見證人同行簽名，在在均已違背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3條，上開代筆遺囑，“不依法定方式”，與法不合，不生效力。
查被告等明知王家驊於本年1月5日為蔣經國代筆做成上開遺囑時，均未在場，依上揭法條規定，該項代筆遺囑，顯然無效，竟於本年1月13日下午6時前，簽名為見證人，共同偽造上開遺囑，足以生損害於蔣經國及公眾。核其行為，顯已觸犯“刑法”第28條及第210條共同偽造私文書之罪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0條規定，提出告發。請將被告一干人等，一律提起公訴。
查蔣經國老子蔣介石當年死時，遺囑簽名即啟人疑竇。據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1975年4月5日
〔下午〕8時半忽接醫師電話速赴士林，到達時，知父親心臟跳動不規則，血壓下降，情形甚危。此病發於睡眠中，經數小時之急救無效，竟與世長辭。母親與兒隨侍在側，悲哀跪哭，昏迷不醒。是時天發雷電，繼之以傾盆大雨，正是所謂風雲異色，天地同哀。子夜，黨政軍負責同志皆來瞻仰父親遺容。父親面容安詳，如在熟睡。餘在父親3月29日所立遺囑上以行政院長身份簽字時，雙手發抖，已不成書。
再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總統蔣公哀思錄》中，記錄當時“司法院院長”田炯錦回憶：
到了6日凌晨1時許，狂風驟雨大作，雷電交鳴，他突然接到了來自官邸的電話，請他趕快到官邸去，當他到達時，立刻被請上二樓，瞻仰故總統遺容。總統蔣公睡在床上，蓋著一床被單，很安詳的長眠。蔣院長悲慟莫名，當他和立法院長倪文亞、考試院長楊亮功、監察院長餘俊賢等人向總統蔣公遺體行禮敬悼時，蔣院長曾跪下回禮，他們再三攔阻，蔣院長仍堅持不已。蔣夫人則坐在床後的一張椅子上，神態哀慼，但鎮定逾恆，並安慰蔣院長不要太悲痛激動。當大家行禮敬悼時，蔣夫人曾和大家點頭致意。
足見在遺囑上見證時蔣介石已死。人已死還在遺囑上簽名，來證明遺囑真實性，其誰能信？何況遺囑字跡又非死者親筆（秦孝儀的代筆），如此見證，豈不更加荒唐？蔣介石的遺囑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當時為什麼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同行簽名”？為什麼要等到死後才冒出見證人來補籤？其又違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對此依法無效之遺囑，國民黨猶命天下“從蔣而頌之”，這未免太目中無人、欺侮蒼生了吧？如今事隔十二年，國民黨老毛病又犯了，同樣蔣經國的遺囑上列日期是1月5日，是死前八天的事，當時為什麼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同行簽名”？為什麼也要等到死後才冒出見證人來補籤？其又違法又不通也，也一看即明。而對此依法無效之遺囑，國民黨猶命天下“從蔣而頌之”，這也未免太目中無人、欺侮蒼生了吧？
由此看來，除非蔣氏父子生前忌諱立遺囑、死後遺囑都是偽造的，否則無以解釋這些疑團。因為依法代筆遺囑原為中國特有的制度，為適合中國國情而設，基於公證人制度既未能普遍實施，而中國又多文盲，乃特設這一制度，以求簡便易行。但蔣氏父子並非文盲，公證人制度在臺灣又普遍實施，他們的遺囑為何不按規矩好好去立，而要侜張為幻，一至於此？除了偽造的原因外，難道專為耍大牌，才這樣胡來嗎？
不過，不論遺囑是真是偽，見證人的見證都是依法不合的。其中尤其可惡的是：竟有“司法院院長”從中扶同為惡、偽造文書，其目無法紀，真可騰笑中外矣！
此致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
李敖1988年1月23日
江南《蔣經國傳》新版序
蘇榮泉先生是出版界的有心人，他鑑於江南遺著《蔣經國傳》始終沒有像樣的定本，特別向江南夫人崔蓉芝女士建議，請她授權，出版由李敖寫序的新版。蓉芝女士立刻同意了這一建議，十七天前，她寫信給蘇榮泉先生，其中說：
同信寄上委託書原件，與授權李敖的聲明。
李敖先生是江南生前很欣賞的人，也一直說：“如果由李敖來寫蔣家傳記，是最適當的人選！”《蔣傳》能由李先生加序，當是再好沒有。
同一天，蓉芝女士又寫信給我，其中也說：
閣下筆觸鋒利，橫掃千軍，情義兼顧，舉世聞名。江南在世之日，時時為閣下之膽魄欽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潛伏，萬望切實戒備，用慰親友。
看了蓉芝女士這些話，我很感動，也很感謝。記得崔音頡《〈蔣經國傳〉萬古流芳》一文中，記陳鼓應在北京招待中外記者時，曾說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對國民黨瞭解最透徹的，江南說他搭機離開臺灣時就下定決心不再回臺灣。當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時，他說李敖在臺灣批評國民黨都不怕，他還怕什麼。何況他又是美國籍，相信美國政府會保護他的安全”。依我看來，江南對國民黨的瞭解，實在不夠“最透徹”，江南的“錯誤”是他不瞭解國民黨的暗殺習慣。國民黨暗殺人，為了卸責，常常在本土以外優為之。國民黨暗殺汪精衛等人，地點都在本土以外。國民黨在本土內暗殺，至少要負治安不良與破案困難的責任，但在本土以外幹上一票，就可不負這種責任。所以有時候，國民黨寧願殺殺殺，殺到外國去。李敖在臺灣至現在發稿之日猶能免於被暗殺，重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投鼠忌器——陳文成案以後，國民黨百口莫辯，因此對李敖只好另覓他法，李敖能夠“苟存性命於亂世”，也正因為早已“聞達於諸侯”的緣故。這一知名度，對我的安全，的確幫助不少。江南被暗殺，真兇曝光，更加重了這一安全。所以從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屍，無異方便了我們的挺身，事實上，他無異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隱慟。“江南說他搭機離開臺灣時就下定決心不再回臺灣”，古人發願於先，有道是“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可惜江南最後所見，不是“花枝”而是“槍枝”。雖然不歸之言，一語成讖，但是討厭國民黨、“不再回臺灣”一點，卻也有志已酬。國民黨一日在臺灣，臺灣即一日無可戀，江南身死異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歸來！
我初識江南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獨居臺北市金門街，常到附近段宏俊家免費“搭夥”，江南當時也常來就食。以後我們偶爾通信、見面。江南長住美國後，我身陷大牢，音訊遂絕。多年以後我復出，江南在海外一再為我仗義執言，使我心存感念。有一次，他寫了一封化名的信給我，建議我駁斥迷信的世風，可見他興趣之廣，固不以政治為限也。
蓉芝女士給我的信中說：
江南自被剌以來，匆匆竟已三年有半。雖然兇案之最高主使者至今猶逍遙法外，殺人動機早已昭然若揭。江南遭忌之最直接原因，陳啟禮等人已供，厥為其所著之《蔣經國傳》及計劃中擬撰之《吳國楨回憶錄》，殆無疑義。
文人之筆而能令昏君亂臣賊子懼，自古即然。江南橫死而能迫使臺灣走出家族政治之統治，徹底打破中國政治傳統之陋習，則江南之死確是重如泰山。其在天之靈，當能含笑寬慰矣。
江南之死有著多方面的影響，其中最泰山級的，就是它用鮮血證明了國民黨的真面目，並且逼使它重新塑造假面具。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沒有白流——紀念江南》裡，有這樣的論定：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江南案所以發生，完全是因為他那支筆惹禍。
獨裁統治者的一個最有效且不費力的武器就是“秘密”。公開統治者的秘密，就等於把統治者的武裝解除了一半。這也是為什麼臺灣不肯開放報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以往在臺灣“蔣家”的事絕不能談的原因。權力核心秘密的公開，是走向民主的一個重要而且必要的過程。
由於職業的訓練與江南對政治敏銳的觀察力及興趣，江南畢生絕大部分著作的重點，正是集中在公開中國近代及當代獨裁統治者的秘密上。
他寫《蔣經國傳》《王昇沉浮錄》《龍雲傳》，以及計劃中還未動筆的《吳國楨傳》等，都是圍繞著國民黨的權力統治的中心。從江南寫《蔣傳》到他遇害之後《蔣傳》在海外、在臺灣大量地流傳，因此，也打破了蔣家的禁忌，臺灣的黨外以及一般百姓們都敢自由地談論蔣家了，使臺灣的總統像其他民主國家一樣成為公眾人物。
江南案的發生對臺灣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因為江南案是國府第一次有證據被抓到，動用情治人員勾結黑社會到外國的土地來殘殺異己，從而引起海外與臺灣島內以及囯際友人們的密切注意。由於它產生的震盪太大，臺灣駐美代表錢復曾說過：“我們多年努力所積存下來的本錢，被國民黨大大把它花掉了。外交上的一切努力，前功盡棄。”
江南案也同時引起大家對臺灣民主與人杈的關注；國民黨為了要重建臺灣在國際間所標榜的開明、自由、民主的形象，他們必須容忍、改變、放寬言論自由尺度，使這兩年來國民黨權力結構大大地改變了。9月28日臺灣黨外人士宣佈組黨，接著國民黨宣佈將解除戒嚴法，開放黨禁，是最近最新的發展。
江南案的發生，同時也為文人的言論自由提出了更多的保障。國民黨為了它在國際間的形象以及人民的覺悟，使它不致再輕易地做出類似的事情，所以文人的言論自由也獲得一定的改善。
正因為江南之死，有著多方面的影響，所以國民黨當局就不得不施展種種手段，以減輕壓力。手段中最明顯的有兩類，一類是儘量降低真兇的層次，用“一清專案”首先抓竹聯幫龍頭陳啟禮，以防洩密，並在審判秀中把真兇定位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以下的層次；一類是儘量降低江南的層次，用《九十年代》李怡做可恥幫兇，假借海外中性刊物，公佈所謂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報局線民一級的層次。這兩類手段都太卑鄙了。他們以為：把兇手人身關起，則審判兇手就是可以不再曝光的安全措施了；把被害人名譽破壞，則暗殺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為了，其實天下哪有這種一手遮天的便宜事！他們裡應外合，千方百計證明江南是國民黨的情報員。但，是了又怎樣？揭了這個底，除了證明他們連自己人都殺、證明他們更殘忍以外，還能證明些什麼？結果呢，一切總是欲蓋彌彰，整個的演變，愈發證實他們既無識又無恥而已！
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沒有白流一紀念江南》中感慨說：
……隨著案情的發展，雖然絕大部分的兇手都已落網定罪，這件案子的真正“主謀”仍然逍遙法外，縱然大家都清楚是誰或是哪些人。另外，讓我最痛心的是有關江南的人格，一再地被各方面的當事人當做既成的犧牲品來侮辱來抹黑。有人說：“江南被國府謀殺了兩次，一次是國府及竹聯幫剝奪了他的生命，一次是國府利用一般國人強烈的泛道德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對江南的靈魂進行謀殺。”江南的生命在三槍聲中結束；而江南的靈魂謀殺卻在長期的進行中。
這次竹聯幫大審，又再次謠傳一些似是而非的語論。諸如國民黨及部分竹聯幫人所說，江南過去是受“國民黨栽培”、“不知感恩圖報”、“忘恩負義”，做了對不起黨國的行為，所以才必須受囯民黨的制裁！這個國民黨製造的理由，真是荒唐得可以，也可恨至極！
說江南受國民黨的栽培，到底是根據什麼呢？因為他1949年十七歲那年，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還是因為他在無依無靠的情形下，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後來他進了政工幹校，成了經國先生的學生？幹校的學生只不過是普通軍人的身份，領的不過是比一個二等兵好不了多少的待遇。對於臺灣軍人的處境以及所受的待遇，大家也許讀過許多文章，不需要我再來強調。他們的困境，國民黨以前那樣以扭曲人性的方式對待軍人及軍校學生，就是他們所謂的栽培嗎？何況江南是畢業前，自己開除了自己，受不了他們的栽培而逃開的。在《蔣傳》自序裡，他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說：“幹校沒開除我，我開除了幹校。”因為那時他已看出反攻大陸的無望，他清楚地知道，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疾惡如仇的個性，以及強烈自由主義的傾向，留在軍中是絕無前途的。
若說“栽培”是指江南以《臺灣日報》駐美特派員的身份來美國，就更無稽了。但是這卻給一般人一個好像很合邏輯的聯想，馬上使人想到間諜小說中的“特派員”，而且《臺灣日報》發行人是夏曉華先生，夏先生在大陸時，的確曾在情報局做過管人事方面的事情，這使得人們很自然地把江南想成了國民黨所栽培的“情報員”了。其實這是極不相干的事。
正聲廣播公司也好、《臺灣日報》也好，他只是一個記者，討份僅夠餬口的生活。1960年代，江南閉門苦修英語三年，為來美奠定語言的基礎。1965年香港及東南亞之行的優良表現，再次證明了他敏銳的觀察力及鋒利的筆鋒。1966年他以為時機成熟，向夏曉華提出來美求學要求，以駐美特派員名義申請護照簽證，當他典當了一切買完了飛機票，身上只剩下幾百塊美金了。1967年4月他到了華盛頓，第二天打開YellowPage找到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我同年8月也來到美國，加入了教書的行列。他白天教書，晚上到入AmericanUniv.唸書，像所有60年代臺灣留美學生一樣，我們辛勤工作，努力學習適應美囯。
1972他修完博士課程，希望找份教職。他發了幾百封求職信，失望之餘，決定改行。在十多位朋友的幫助下，集資從商，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情況下，我們專心地投下所有的智力、精力。一切的努力辛勞總算沒有白費，我們站住了。江南健談、熱情，再加上他知識的廣泛，他很受顧客的喜愛。但他並沒有因為從商而放棄或放鬆他自己的興趣。讀報、看書、寫作仍然是他生活上的主體，他曾無數次的說，他很滿意如此的生活，因為他能有完全的“自主”的自由。
我所以要如此瑣碎地跟大家談我們的私事，是想要大家瞭解真實的江南。江南本著他愛國、愛民的赤誠，他關切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國，期望著中國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他毫無顧忌地寫出對時政、對人的批評，難道這就算是賣國嗎？國民黨的Mentality是“國民黨等於國家”。我們在臺灣長大，從臺灣出來，都是臺灣土地與人民栽培出來的人，但是我們並不是國民黨栽培的。反對、批評國民黨也並不是反對政府，更談不上“賣國”。
其實想想我們為什麼要流浪海外呢？還不是為了爭取自由與生存的權利嗎？
蓉芝女士這些話，說得是很悽楚、很動人的。江南一生的奮鬥與成長，是一篇“鑽破亦在我”的史詩。陸放翁的詩說：“人生如春蠶，作繭自纏裹。一朝眉羽成，鑽破亦在我。”江南生於亂離之世、長於幹校之園，但他卻不甘“作繭自裹”：而力爭上游，最後終能“流浪海外”，過他“決定改行”的自由生活，這一歷程，豈不正是“鑽破亦在我”的寫照嗎？謝瀅瀅《江南之死》中說江南
後來改行做東方禮品生意，移居舊金山，在當地的旅遊勝地漁人碼頭，開兩家禮品店，主要售賣瓷像，夫婦兩人合力經營。
江南雖然經營生意，但仍關心政治，近年來治史甚勤，美國一些中文報章和雜誌，都見到他的文章。江南曾對人說，臺灣作家李敖能大膽批評，破口罵人，是在於其經濟獨立，不受人左右。所以江南在灣區開禮品店，遠離中國人的是非圈子。劉太太說，他的丈夫平時在店裡，一有空就寫文章，從不放棄任何機會。
江南感於能有“經濟獨立”才能“不受人左右”、才能“大膽批評”，並且毅然在1972年以後，行有餘力則以“作”文，這是他“流浪海外”後的新境界。在身在海外、業隸自由的雙重保障下，江南奮筆為文，可是好景不長，仍舊難逃一死，江南“一有空就寫文章，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國民黨也一有事就放黑槍，從不放棄任何機會。最後，江南文海伏屍、我們隔洋驚變，這樣一位奮發有為的朋友，就這樣悽然無語的離去了。
江南的離去，只是他生命的休止，他的作品卻因此更能發揚光大、更應發揚光大。作品中《蔣經國傳》，自是此中之尤。蔣家王朝打天下、守天下、失天下的都是蔣介石，他的太子蔣經國只是一名配角和唱壓軸戲的，按比例說來，本不太值得一寫。且由於此人一生藏在陰影裡，事事機密，要寫也極不容易寫。但是江南還是寫了，並且寫得很傳神，這是很不簡單的成績。如今《蔣經國傳》新版付印前夜，我特就江南其人其書，有以肯定，江南其人，是以血的代價，成全其書的，此真“字字看來皆是血”矣！讀者幸識之。
1988年4月23日夜1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