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書序集續集
目錄
- 一、《李敖全集》自序
- 二、《李敖千秋評論》的來源
- 三、《李敖語錄香港版》感言
- 四、《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廣告詞
- 五、一張報，打倒你！
- 六、《國民黨查禁李敖著作》序
- 七、《二二八研究》廣告詞
- 八、《李敖作品精選集》總序
- 九、《洗你的腦，掐他脖子》自序
- 十、簡介兩種
- 十一、桂冠出版李敖殷海光雷震著作之廣告詞
- 十二、《黃旗夢碎》序
- 十三、《衛士長談毛澤東》題記
- 十四、詩序李玠《大陸當代順口溜賞析》
- 十五、《文茜半生緣》序
- 十六、《蔣介石張學良秘聞》出版說明
- 十七、覆瓿書成空自苦，擊轅歌罷遣誰聽
- 十八、序涼如水
《李敖全集》自序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梁啟超詩
1949年的4月12號，差十三天十四歲，躺在難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臺灣。那時候難逃成風逃難成風，兵荒馬亂中，我小學文憑都來不及領，反倒唸了兩次初一上。到臺灣後，我跳班靠近臺中一中初二，唸到高二完了，高三唸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實在受不了那教人窒息的教育氣氛，我決心消極抵抗。
這種消極抵抗，在我以同等學力考進臺大後，又一再重施：在法律系，我自願休學；在歷史研究所，又自願休學。……在二十六歲以前的我，花了太多太多的代價，竭力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一個人，在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
這種苦鬥，在1961年的11月1號，有了新的局面。這一天，我在《文星》發表了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從這一開始，對包圍我的環境，我終於做到了積極攻擊與突破。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後雜誌被禁、書店被封，一切都百舉待廢、後患無窮。朝野雙方，追殺李敖，幾無寧日，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在四年中間，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滅不了的大成績。這種大成績，我用否定者的文字，來一段肯定——
“李敖君在自由中國文化論壇上所掀起的這股狂潮，實在是政府遷臺以後的空前盛事，其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熱門爵士音樂興起後風行的搖滾、扭腰、衝浪，以至由‘披頭’歌而瘋狂一時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國的‘披頭’，自詡‘比耶穌更受歡迎’，臺灣的李敖，則口口聲聲，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們，我們這位文化界的‘披頭’明星李敖君，在臺灣的‘賣座’情形，大概只有使臺北一度成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與之媲美，被人求籤名、索相片的‘陣勢’，亦完全相同。文壇上，勉強可以比擬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瓊瑤女士。”（但沒讀過瓊瑤作品的，大有人在，沒看過李敖文章的，在臺灣知識界，幾乎是絕無其人。）（無非：《文星！問題！人物！》）
這種肯定，從皮相看的地方多，實在不足以為李敖光寵，我還是引一段從骨子裡追殺我的，以證明在我敵人眼中，我的大成績何在。這段追殺登在1966年2月21號的《徽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出自徐復觀之手。他的指控是長篇大論的，我只引第二項中說我“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為，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作成附表二。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其對集體之誹謗，自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全體研究中國文化者、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全政府官吏、全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謂孔子之像為‘恐怖’、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魏忠賢，等列齊觀。對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詞穢語外，並謂‘早應打耳刮子’。對祭孔子之禮童，詆之為‘大鬼’。對主祭之臺北市長，指為被殺作祭品之‘犧牲’。對胡適為‘大懵懂’，‘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指錢穆為‘大腦在休息，小腦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指臺灣大學為‘分贓’、‘腐化’、‘遮羞完畢’、‘拼命撈錢’、‘與家裡“歐巴桑”先奸後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吃閒飯黑心飯’、‘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而感到羞恥’；‘我們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幾個耳刮子’。罵內政部是‘愚昧’、‘落伍’。罵立法委員是‘妄人’、‘可恥’。指全政府官員全國民黨黨員是‘這種人的耳刮子早就該被打’；‘沒人格的知識分子’。罵各大學中文系是‘膿瘡’、是‘義和團’、‘準義和團’；‘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罵中國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罵中國文化是‘哪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罵我們民族是連‘最野蠻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並向友邦挑撥‘把洋鬼子綁起來，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資料，尚極不完全；二次處僅隨意從附表二中摘舉一二，由此亦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且欲見之於‘開刀’‘打耳刮子’之行動，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我國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國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黨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籠罩於全臺灣。國布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以否定年來全朝野所做之國際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復觀陳列的我的“罪狀”，我真該“感謝”他，“感謝”他真是我的知己。我這些短餘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竟這樣簡單扼要的肯定於親愛的徐之口，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驚的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黴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去年我復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的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許，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
三十年來，在這個島上，在東方之濱，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時一地的汙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獨行大丈夫、男子漢，我的下限標準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與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個太狼狽的‘壞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遊魂！”
做為一個永不自滿的人，我覺得我做的不夠好；但是，以為曾被判過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話，又常常在我耳邊響起：“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的更好呢？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比你做的更多、更興風作浪？”
康寧祥在《假如政府像企業公司》裡，寫道：“李敖先生是胡適先生嫡傳弟子，對史學文學的研究相當傑出，為什麼難以見容與政府，也要嘗受六、七年的鐵窗味？”康寧祥的問題，觸及了我在臺灣島上處境的核心，我李敖的做法，“難以見容與政府”，這是很當然的事，我一點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寧是黃信介的一段談話，黃信介說：“臺灣戒嚴以來二十八年，都沒有新的報紙取得發行許可，雜誌勉強還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辦的，以外省人的眼光來看臺灣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國》，雖然辦得很好，但與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說是本地人了，因他來臺時還是一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是這裡長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王拓：《黨外的聲音》訪黃信介）
我讀了這段談話，感觸很多。但是第一個感觸，不是別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1935年的4月25號，我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我的祖籍是山東濰縣，祖父就生在山東。清朝時候，山東有了天災，祖父替人趕車馬，表演“東北開拓史”，在長白上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東口音，一直迴響在那兒。他做過工人、農民、打更的、看墳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歲死的時候，他還不大能寫自己的名字，但他的身邊，卻帶著大量祖宗的名字——《李氏宗譜》。從燭照香薰的族譜裡，我發現：原來我文明的時候，漢族還野性未脫。這一追溯，證明了以種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國人，實在“歷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後，這種不及格的現象，慢慢好轉，但是另一種“地理不及格”，卻又嚴重起來。那就是地域觀念和省際觀念。這種觀念，當政治的當權者南方人多了以後，就愈來愈不對勁。中國歷史傳統是：當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環境影響，心胸比較大，雖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卻比南方人夠味兒，不像南方人喜歡搞小圈圈。喜歡搞小圈圈，對一地一省一黨一派的人也許有暫時的好處，但對整個國家說來，對真正的“天下為公”說來，一定有長遠的害處。
地理上，臺灣是一個島，一個大陸邊上的小島。不管怎麼放大，先天上，“島國的偏狹之見”（insularprejudice）總有它的比例。這種偏狹，配上搞小圈圈搞到臺灣來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這種演變，是三十年來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劇，三十年來，不論是壓迫人的，還是被人壓迫的，大家都變得鼠肚雞腸，缺乏大氣派。
1966年，在《文星》尾聲時候，我就感到這種演變的悲劇性。那年6月11深夜，我回信給北一女的讀者，寫道：你說你“出生在臺灣的文盲的小鎮裡（臺南縣內）”，“大志勃勃的‘北征’”，才與去年考上了北一女，這是很不錯的事，窮鄉僻壤最能埋沒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傷仲永》，就可體會出這種埋沒的情況。你在臺北讀書，當然比較起來，可開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歡看課外書”愈多（當然是像樣的課外書），你就會愈來愈發現：這個中華民國的“首善之區”，也不過是文明世界的“窮鄉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你必須聯繫拓展眼界與聲幅，練習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最能走向這條路的人，才是最有助於未來中國的人。現在大家在這個島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種“島派”，愛耍小把戲、愛計較小斤小兩，這種現象，真是不該不該。我希望你今後讀課外書，多朝開拓的方向著力，身處陸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個大氣派的人。
從1949到1980，在這島上，我住了三十年，沒離開一步，我個人感染了多少“島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覺，經常告訴自己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從在《文星》興風作浪起，我努力在這個島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於中流”“挽狂瀾於既倒”，使遠在天邊的，盡在眼前。雖然我被允許活動的範圍極窄、時間極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獨行。我敢說：三十年來，又能發揮打擊力、又能獨來獨往的唯一一個真人，不是別人，就是我。狄阿杰尼斯在白天打燈籠尋找大丈夫、男子漢，兩千三百年後，他如找到臺灣來，必然驚真人於異代！三十年的歲月，在這島上要發揮打擊力又要獨來獨往，這是最值得自負的事。亞歷山大大帝見到狄阿杰尼斯，自負的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願我是狄阿杰尼斯。”三十年後的堅苦卓絕，我的自負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願我是李敖第二。”
可是李敖沒有第二，就好像沒有第二個英雄——一邊“難以見容與政府”，一邊“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一樣。做為一個來自白山黑水的人、做為一個五葉神馳於人類憂患的人、做為一個思想才情獨邁千古的人，我實在“生不逢時”。嚴格的說，我根本不屬於這個時代，就好像耶穌不屬於那個時代一樣。我本該是五十年後才降世的人，因為我的境界，在這個島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許多敵友，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們媽媽小產和我媽媽早生的誤差。這一誤差，湊合了許多根本不該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個謔畫的角度來看我難以見容於這個島，大家才舒服一點、開展一點，而做為“人民公敵”的我，也能苟活一點。
羅素在回憶中，特別提到蕭伯納《易卜生主義精華》TheGuintessenceofIbsenism給他的印象。蕭伯納這本書，出版在1891年，是論易卜生最精彩的一本。書中論易卜生《人民公敵》一節，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敵》劇本，寫於1882，寫斯鐸曼為了宣傳真理，遭遇到愚昧勢力對他的全面迫害——從報紙拒登到印刷廠拒印，到演講會上被趕下臺、被撕破衣服、被丟石塊，寫盡了一個特立獨行先知的孤立與悲哀。
《人民公敵》作者本人，在三十六歲時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歲時候，他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說：“十年以後，斯鐸曼的見解，社會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這十年中，斯鐸曼自己也不斷在進步。所以十年以後，他的見解仍舊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個人來說，我感到我不斷在進步。以前我每個劇本里的主張，如今都漸漸變成一般人的主張。但等他們跟到那一境界的時候，我早就不在那兒了，我又更進一步了。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來，在這個島上，我李敖的處境，一如易卜生筆下的《人民公敵》，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勢力的全面誤解與夾擊，同樣在三十六歲之年，因義受難。等我去年復出時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今年4月25號，是我四十五歲生日。最近見報，慶祝九十大壽的名流大有人在，我想：我也活個九十吧。但我又想：一般名流有了名，一輩子是老套——只坐享聲名利息，不像超越別人，更不想超越自己。這種人的九十歲，跟他四十五歲完全一樣。這可真沒意思，我可不想這樣。
我要繼續超越別人，更超越自己。
拒絕了諾貝爾獎的蕭伯納，在九十四歲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該行搞劇作，下半生變成文學家；捐出了諾貝爾獎的史懷哲，在九十歲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該行做醫生，下半生變成人道主義者。
今年四十五歲的我，做為一個救世家、戰士、鬥士、思想家、批評家、歷史家、文學家，……所得到的大名，早已超出一時一地的評價。《紐約時報》說我是這個地區的“火首”和“野人”，倫敦《中國季刊》說我是“英雄”。……我都不以此自滿，我要在四十五歲起，多搞世界性、永恆性的大手筆。
海外的雜誌說我是“先知”，我認為這是我真正的評價。對世界、對中國的指向，將是我下半生生命的主力。《李敖全集》的出版，可算是四十五歲前的李敖的一次總結，不是祝壽，而是誌哀，——哀悼四十五年的生命離我而去，而我的大成績，卻那麼小！
1980年蒙難九週年之日，在中國臺灣島
《李敖千秋評論》的來源
《千秋評論》是我在《文星》被封殺十七年後，第一次重新介入雜誌活動，它的最初構想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造成對思想界極大極深的影響。河上肇後來入獄，也就伏機於此。
因為最初構想是個人雜誌，所以最初的名字不是《千秋評論》而乾脆是《李敖評論》。消息傳出後，1981年1月1日《時報雜誌》登出石敢言的《有敢於李敖辦雜誌》，裡面說：
李敖要辦雜誌了。據知，這份刊物於民國七十年元月出版，雜誌名稱為《李敖評論》。
以李敖的本身條件、經歷和現仍有的支持讀者來說，李敖比大多數人更有資格辦雜誌，更應該辦雜誌，更能發揮雜誌對社會的功能性。
但是，我們反對李敖辦這份刊物。
《李敖評論》尚未出版，其內容我們無從得知，所以我們反對它，不是因為政治理由。
《李敖評論》的組織人事，我們並不知悉，所以我們反對它，不是因為個人恩怨。
更明確的說，從很早以前，我們崇拜李敖，曾以李敖的追隨者自詡。縱然這幾年來，李敖的表現令人失望、令人痛心，我們仍然捨不得對他有所微詞。
我們總是認為，從遠方歸來的李敖，在這個顯示的人間裡，尚未能適應、尚未能掌握及社會架構與成分的改變；我們總是認為，李敖會更成熟，會把無窮的精力、無盡的才學轉化為偉大的著作或學說，以此開拓我們的視野、撞激我們的智慧、引導我們的見解……。
我們一再的替李敖辯護，在李敖受到批評、受到暗擊或明斥時，因為我們始終認為李敖自己不屑於辯護；我們一直向李敖鼓掌，因為我們始終以為李敖不要掌聲，以為李敖追求的是公義、是歷史的敬意，不是世俗的、虛幻的身價角逐者。
當理敖自封為天下第一聰明人時，我們瞭解那是他的玩世不恭，我們笑著接受。當李敖和蕭孟能打起官司時，我們相信他的清白。
然而，《李敖評論》的消息傳出，我們的夢也同時驚醒了，李敖已經徹頭徹尾的改變。雜誌是社會輿論，不是個人輿論：雜誌從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為真理獨斷的劊子手。《李敖評論》則毫無疑問的充滿著個人主義、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對的則欠缺作為社會公器的基型。《李敖評論》何異於“個人評論”或“片面評論”？
我們樂於見到李敖出賣辦雜誌，樂於見到李敖在雜誌裡開《李敖評論》專欄，用以評鑑社會之事活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接幹理念、思想……。但是，我們堅決反對李敖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把雜誌的反映功能極端化、一己化。
敢請李敖把“李敖評論”改名為“千秋評論”或“肝膽評論”或“事實評論”或其他任何客觀化的名稱。
石敢言這篇文章，有一點是他過慮了，就是他認為“李敖評論”是“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實在未免看的嚴重。古往今來，用一個名人名字作為雜誌名字的，例不在少，從《哈潑雜誌》Harper`sMagazine到《密勒氏評論報》、從《銘傳學報》到《王榕生時裝》，都是一般可見的例子，《李敖評論》這個名字，似乎不該引起這麼大的誤會，誤會到“李敖已經徹頭徹尾的改變了”、誤會到“我們的夢也同時驚醒了”。
從《文星時代》重振到《千秋時代》
對石敢言的文字，1月20日的《自由時報》上，就有秦懷冰（陳曉林）的《為李敖說幾句話》，反對“對雜誌名稱過分天真的推論”，秦懷冰說：
該一批評的結論是：“敢請李敖”把目前尚屬子虛烏有的“李敖評論”改名為“千秋評論”或“肝膽評論”或“事實評論”、“或其他任何客觀化的名稱”。這一段話專在名稱上做文章，儼然有中國名家“循名責實”之風，或西洋唯名論者（nominalist）以名馭實之概，但名實問題豈是如此簡單？雜誌有一個“客觀化的名稱”，便不會發生批評者所憂慮的“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把雜誌的反映功能極端化、一己化”的現象麼？而批評者所提的幾個名稱，確是“客觀化的名稱”麼？批評者心中所謂的“客觀化”是否過於天真？他對六十年代之後西方學界對“價值中立說”（neutralityofvalue）、“客觀性神話”（mythofobjectivily）理論上所提的激烈抵制糾正，是否具備應有的常識？至少，對雜誌名稱過分天真的推論，會使人聯想到不久前有人指責：“黃河雜誌從未報導有關黃河流域的事情”之類的笑話。
石敢言的過慮、秦懷冰的辨正，使我想起《展望》TheOutlook總編輯艾伯特LymanAbbott自傳中記他父親的談話：“自古以來，凡是在哲學上和神學上之爭論，十分之九都是名詞之爭。”艾伯特接著說：“我父親的話是對的。但我年紀愈大，愈感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兒小錯——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實也還是名詞之爭。”
為什麼我要同石敢言“名詞之爭”呢？為什麼我不感謝他的好意，把《李敖評論》，就照他的提議，改名為《千秋評論》呢？為什麼我不來一次“民主表演”呢？
就這樣的，我向官方申請了以《千秋評論》為名的雜誌執照。
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九條給我執照，但在一個多月以後，新速實簡的又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T.K.O.technicalknock-out了這個執照：——“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指發行人或編輯人”！這種演變，微妙的演變，反映了我已判無罪的官司為什麼忽然變成有罪，反映了外加“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
4月5日《時報雜誌》有楚深的《藝文掃描》，說：李敖積極籌備《千秋評論》，以李敖的才學和財力，加上他事事求精的性格，相信會在雜誌界消沈的此時掀起高潮，經過這十年的思想鍛鍊，說不定李敖能從《文星時代》重振成為李敖《千秋時代》。顯然的，楚深太樂觀了我的“重振”，而忽略了官方的“三振”，楚深顯然忽略了：使李敖一蹶不振，是符合多方面的國策標準的，李敖是叛亂犯前科的資深異己，國策不打擊他，還打擊誰？誰會為他“違反國策”呢？
秘密管道傳奇
就這樣的，做為雜誌的《千秋評論》，雖然子宮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評論》雜誌，局版臺志第二七七五號，生不逢時，死得其所，嗚呼哀哉，尚饗！
《千秋評論》雜誌出喪後，我決定出版《李敖千秋評論》系列叢書，在《出版法》第十六條至二十二條軌跡間，做黃怡所謂“脫軌的老大”。於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六冊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刑期是六個月，我編好了這六冊書，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付印即可成書。於是，《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便從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時候，“越獄”而出了！
我在編六冊書的時候，原是以雨中新作無法外傳的準備下編成的。我入獄後，林秉欽為了配合時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裡編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認識的李敖》。後來我終於建立了秘密運出稿件的管道，於是，從第四期《自由·黨外·蠶》起，每期都代換進我的雨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題泰國漫畫》、《中國式好人》、《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黨外是誰喊出來的？》、《給黨外人士上一課》、《文化美容、財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許我中央，不許你中央》；第五期《霸王·駱馬·人》的《夢做駱馬的自由》、《李詩四首》、《論褫奪狂——兼論政治犯是終身職》、《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神仙·老虎·狗》的《顯性偽君子》和《隱性偽君子》、《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從大軌跡評論人》、《這樣的法官配做院長嗎？》《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喜歡的與該做的》，總計一下，一共十七篇，這十七篇從秘密管道流出來的文字，是《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前六期中後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勇氣·腳鐐·針》以後，其中雖有許多也是獄中偷運出來的，但那時候我已出獄了，發表時候，“傳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裡相比的。
奇蹟中的奇蹟
從我1982年2月10日出獄起，到1983年7月1日完成第二十四期《槍斃·棒喝·他》為止，照每月一期的標準，我足足完成了兩年的“按期發行”的奇蹟。二十四期中，第一期《千秋·冤獄·黨》、第十期《文星·圍剿·賣》《為老兵李師科喊話》一篇、第十一期《放火·放水·逃》、第十六期《政治·女人·蛇》、第二十二期《老兒·小兒·病》都被查禁。其中第二十二期因為6月1日出書前在裝訂廠被國民黨加工大搶一次，我在6月5日趕出第二十三期《禁禁·禁禁·禁》以為抗議和墊檔，所以六月份連出兩期，這一記錄，真可說是奇蹟中的奇蹟了。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在版口上每頁六百字，每冊十萬字，二十四期市兩百四十萬字，但它不是我實際的寫作量：一來是它包含了我的一些舊稿，二來是它又沒包含我的許多新作。新作之中，應林正杰之邀在《前進》週刊開的《李敖租界》專欄，和應鄧維賢之邀在《民主人》半月刊開的《李敖特區》專欄，我決定不收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裡了，我把在兩個刊物下的新作集合起來，決定出版一冊《千秋評論號外》。我這樣做，以來為了避免重複，而來為了作為第二十四期結束和第二十五期開始中的一個轉折，也做為《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堂堂進入第三年的一個前奏。
因為《千秋評論》四個字，早已是被吊銷了的雜誌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八個字，才是正式的稱呼。可是兩年來，不論是官方的文件，還是民間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簡稱做《千秋評論叢書》或《千秋評論》，並把叢書中的“冊”數比照雜誌的“期”數來計算它，連警備總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實上，警總每月把它放在雜誌組審查，以便能夠速查速禁）。一開始我本人還是相當維持《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正式稱呼的，但是近來我也，吾從眾了，這冊號外，我就乾脆叫做《千秋評論號外》了。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從今年9月1日起，《千秋評論》就是第三年的開始了，也就是第二十五期的開始了。有人問我《千秋評論》究竟寫到什麼時候才停止？我說我也不知道。這就好像你問一個人他何年何月壽終正寢或不得好死一樣，他也無法知道。這種書的寫作，本來就是任重而道遠的事，“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既然是“死而後已”的幹法，看來不死人是沒完沒了的。所以，希望《千秋評論》月以繼月出下去的人，只要長壽，不愁沒好戲可看；不希望《千秋評論》出下去的人，只要短命，才可樂的耳根清淨，《千秋評論》顯然是要千秋下去的，除非李敖死了，就是沒完沒了；除非李敖被“陳文成”了，就是不會罷休。但是，要李敖死，要把李敖“陳文成”，又談何容易！——國民黨把李敖送進監獄，都惹得後患無窮後悔不迭；國民黨若把李敖送進地獄，恐怕閻王老爺還不要呢！
以上從幾個著眼點寫出《千秋評論》的來龍去脈，寫完之後，我會議這麼多年來的往事前塵，多少忍不住有一股舊愁新恨。這麼多年來，我“置身廢墟之中”，一次又一次，“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可是，國民黨一次又一次拆道：即使國民黨不拆不攪、少拆少攪，我在“廢墟”中的營建，千秋之後，也不過是一片廢墟。這種前瞻，按說也是所有智者的前瞻、達人的前瞻。一千四百年前，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最後寫道：
武定五年，歲次丁卯，餘因行役，重覧洛陽。城廓崩毀，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篙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不認識），擲足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關。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
在千秋之後，我們的一切都要歸於塵土，國民黨固然灰飛煙滅，我們也必然屍骨無存。那時候，後代的有心人臺灣古，也許在一片斷層之中，看到李敖“廢墟”的遺蹟。那時候，是“野獸”？是“山鳥”？是“遊兒牧豆”？是“農夫耕老”，我們全不知道了！
1983年7月28日
《李敖語錄香港版》感言
在中國大陸，我住了十四年；在中國臺灣，我住了四十年；在中國香港，我從沒住過。五十四年來，香港對我是陌生之地，但在陌生之中，卻有著不少夢迴與因緣。
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和文星書店的出版品，便登陸香港。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在香港大會堂的書展為例，臺灣參展的單位共有二十二個，可是我和文星的書卻佔了兩萬四千五百三十五冊，佔總冊數的百分之八十九點五四，幾乎是百分之九十。這樣子的風光，自然不是國民黨所能容忍的，所以，國民黨瘋狂查禁了我的書，文星也被封門了，最後我也下獄了。
在我下獄前夜，我曾秘密留下《香江託孤文件》，就我的《李敖選集》等書，有以在香港籌印。我在文件中戲謔的寫道：“感謝清朝的道光皇帝，設想他若不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把香港割給英國，哪能輪到我今天有‘揚眉海外’的份？”乍看起來，我這一感謝時非常為英國帝國主義張目的，有辱國體；不過仔細想想，英國帝國主義那麼要不得嗎？也不見得。
從香港脫離中國後，一個多世紀來，中國人試驗過君主立憲、試驗過開明專制、試驗過保皇、試驗過革命、試驗過勤王復辟、試驗過再造共和、試驗過新華春夢、試驗過金陵春夢、試驗過北京紅樓夢。什麼都試驗過，只忘了試驗一件事，就是英國人統治香港那種調調兒。結果呢，一個多世紀的比賽下來，試驗出來最成功的，竟是帝國主義下的香港！對比之下，我們能不氣結嗎？我們能不好笑嗎？我們能不自我解嘲：如果當年道光皇帝不是把蕞爾小島給了英國，而是甘心亡國，把整個大陸都給了英國，一個多世紀下來，中國人民是不是也不錯呢？我看至少可以，不會比國民黨統治更壞吧？當然愛國者會說：這是什麼話！我們不要做亡國奴！但是，另一種聲音我們也不妨想想：許多時候，做了亡國奴的自由與人權，竟比做一個政權的家奴還像樣，這又怎麼說呢？富蘭克林說：“哪裡有自由，哪裡便是我的祖國。”這種聲音，豈不也值得我們比比嗎？
我來自不自由的中國大陸，活在不自由的中國臺灣，它們是我的祖國，我沒有富蘭克林的選擇。但是，二十多年來，在我被下獄的時候，香港為我喊冤；在我被封鎖的時候，香港為我開放；在我被密不透風的時候，香港為我上電視錄影；在我被著作查禁的時候，香港為我在海外留真……多少自由與人權，我得之不到於三民主義的，竟得之於帝國主義，對比之下，這不太謔畫了嗎？
當然帝國主義者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看看香港、看看英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的經手的成績，我們忍不住要說：他們所過的殘餘、他們所存在的下限，都多於我們自己所給的、都高於我們自己所定的，他們的“下駟”規格，都優於我們的“上駟”標準；他們的“殖民”待遇，都勝過我們的“大國民”水平。做為中國人，連起碼的自由與人權都要託庇與番領之地，我想這種國恥，比香港割給英國更丟人吧？
感謝香港博益出版集團的關永圻先生，他在馬家輝先生的策劃下，毅然出版《李敖語錄》香港版六種，以為李敖與香港二十五年的夢迴與因緣，做一總結。我想，在九七大限以前，香港是我最後的言論樂土。九七大限以後，香港迴歸，我也老去，只有《李敖語錄》花果飄零，或可為苦難祖國存一悲愴見證。信筆寫來，不勝依依之至也。
1989年3月17日，在臺灣。
《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廣告詞
李敖決定告別文壇，改行賣牛肉麵。為籌集賣面本錢和還一大筆債，最後出書十種。內容有反共反極權反義和團文獻、雜文、信件、情書、日記、詩詞，並附錄胡適等人給他未發表的信件等，五花八門，提神解惑。李敖過去出書九種，其中七種已經買不到了。這次十本書，印數不多，要買趕快。
1.烏鴉又叫了
2.兩性問題及其他
3.媽離不了你
4.李敖寫的信
5.也有情書
前五冊預約9月10日，截止，10月1日出書。
6.傳統下的再白
7.孫悟空與我
8.大學後期日記甲集
9.大學後期日記乙集
10.不要叫罷
後五冊預約9月30日，截止，10月20日出書.
定價每冊30元預約八折24元，一次預約前五冊或後五冊各七折105元全部預約200元，並可要求李敖在第一冊上簽名及加送李敖近照四吋一張留念。同業預約期間現批五折，出書後現批七折，通訊處臺北郵箱24011號李敖，郵政劃撥6836號張桂貞戶。
一張報，打倒你！
《求是報合訂本》問世，李敖編，只發售98部。
《求是報》以一大張表現自己；以匕首一般的鋒利，在國民黨心臟地區直紮下去；以特立獨行的個性，我行我素、獨來獨往。《求是報》是李敖個人主持的“一介匹夫”的報紙，在立場上完全沒有黨派的同異，絕對獨立、客觀；在思想上完全沒有教條的束縛，絕對開明清楚；在鬥爭上完全沒有群體的盲動，絕對頭腦細密，做智者的指向。（特價：6000元）
《國民黨查禁李敖著作》序
國民黨退守臺灣後，一切軍警特務力量，都密集在小島上。小島中有高山，外有大海，交通發達，人民奴性，尤其便利軍警特務的統治。所以三四十年來，國民黨在臺灣搞極權小朝廷，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搞得得心應手，快樂已極，簡直沒有力量約束得了它。相對的，臺灣的知識分子也“更無一個是男兒”的只會寫婦人文章，出閨秀書；寫死人文章，出“嚴制”書，對國民黨不敢捋虎鬚，日以逃避現實，善保首領為務。在這種“你可怕，我怕你”的相對局面下，三四十年來，臺灣十足是“冰河期”，寫出來的書，滿坑滿谷滿書店，都是阿娜取容的。
雖然“冰河期”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如此長久，可是卻有一個決不屈服又決不媚世的天下第一男子漢出現，這個人就是李敖。李敖從以筆桿對付國民黨起，人一次又一次坐牢，書一本接一本被禁，但他鍥而不捨，每倒必起，心之所善，九死無悔，他就是要乾乾幹，幹得國民黨昏頭轉向，全無還手之力，褲子全被脫光。
國民黨唯一辦法只是關人和禁書，但李敖不怕被關，也不怕被禁。這個人在獄是伏爾泰泰加基度山，出獄是基度山加伏爾泰，國民黨拿他全沒法子。
這張《國民黨查禁李敖著作表》，就是國民黨拿李敖全沒法子的一紙文證。二三十年來，李敖有百分之九十的著作，都在這表上給查禁了，但是，李敖還是李敖，就像度過“冰河期”後，蟑螂還是蟑螂一樣。唯一不同的是現在仍是“冰河期”，只不過換下一面解嚴的假招牌而已。對李敖說來，仍是下筆有常，出書有常，不見堯存，甘同桀亡。只可笑老桀已去，新桀已坐上輪椅，李敖也老漢推車矣，由此可見，李敖的處境，其實還不如蟑螂。
感謝陳兆基先生，他以無比耐心，做出了這張表。他的快樂是能為老友李敖做點不平事；他的痛苦是此表一作，就會做個沒完——因為隨時要增補不停，他可有得忙呢！
1987年10月30日晨
《二二八研究》廣告詞
李登輝說二二八應該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現在，歷史學家李敖研究出來二二八。從歷史公道看來，二二八不是叛亂，不是起義，不是革命，只不過是一次民變，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變起一時，禍往有日的民變。它以臺灣暴民濫殺開始，以國民黨部隊濫殺結束，中間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臺灣人一家一路的哀呼與血淚。
任何事後對它的醜化，美化，黨化，地方化，都是對歷史真相的一種褻瀆，都不是李敖這種特立獨行的歷史學家看得過去的。
李敖決定站出來推出《二二八研究》，以排比的文化證據，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它。其中有史政局的軍方秘件，有國民黨的官方調查，有共產黨的翻案文字，有旅滬團體的抗議報告，有客觀輿論的即時評論，有當事軍頭的公告回憶，有臺灣人受難者和人道主義者的毛骨悚然，有外省人受難者和人道主義者的心驚肉跳……旁徵博引，鉅細不遺，目的就在使人從眾說紛陳的證據裡，慎思明辨，知所去取，瞭解真正的二二八。
人們只有學會了眼觀四面，無徵不信的理性態度，才能不被國民黨共產黨和臺灣人中的褊狹分子所騙。而特立獨行的歷史學家的金針度人，也就正在這裡。
《李敖作品精選集》總序
作品精選集，古人本來是沒有的，此即明代唐顯悅所說：文古無選，自昭明《昭明文選》始，而後世因有選體。選體看來簡單，其實有時選文比寫作還難，唐顯悅認為選之難倍於作。認為比寫作難上一倍，這話別人不懂，李敖最懂了。因為李敖是五十年來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包辦者，不但白話文寫得出神入化，在內容上也一應俱全。舉凡思想、歷史、自傳、人物、小說、雜文、隨筆、評論、札記、語錄、書信、談話、演說，乃至詩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家，並且是大家。六百零九年的唐宋兩代才不過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歲不足五十九歲有於的李敖卻以一當八，早已超邁古人今人。正因李敖的白話文如此篇篇精采，所以要再精選，自然就選之難倍於作了。桂冠老闆賴阿勝老弟佯裝不明此理，硬要李敖以作品精選集問世，屈從之下，累死我也！
1994年10月13日
《洗你的腦，掐他脖子》自序
《洗你的腦，掐他脖子》者，衰世之書也。臺灣之世甚衰，兩蔣衰之於前，李登輝衰之於後，積衰之漸，以成今日。政治上醜類尸位亂來，我乃志士仁人，雖討厭政治，但以不甘被醜類擺佈，只好挺身而出，對他們脖子有以掐之而；匹夫匹婦愚夫愚婦市井小民大學學生一干人等，卻又渾渾噩噩，我又只好對他們大腦有以洗之。本書之作，意在斯乎？古之聖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我今日所為，蓋聖人行，凡夫俗子未盡知也。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嘆，我今毫無所嘆，但笑知我者聰明人、罪我者笨蛋而已。書成之日特寫自序，以誌原委，兼作破題，“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不空不虛，李敖其聖之時者乎？
2000年1月17夜深，在中國臺灣寫
李敖在1999年冬，應大公司之約，發行《李敖電子報》一年，成效非凡，訂戶遠在什麼《阿扁電子報》之上。時值所謂總統選舉前後，李敖就《李敖電子報》中拆穿醜類者，輯出三書，出單行本（即《洗你的腦，掐他的脖子》、《陳水扁的真面目》、《李遠哲的真面目》）。其他大量文字，乃成《李敖放電集》、《李敖發電集》、《李敖送電集》、《李敖來電集》、《李敖通電集》五書。
簡介兩種
《李敖文星叢刊》九種簡介
《傳統下的獨白》——李敖，年輕的歷史學者，熱情橫溢，才華四射；筆觸所及，範圍很廣。他討論當前的種種問題，氣勢勇猛，詞語犀利，見解深刻。每一篇文章都能在讀者群中引起強烈的反應。本書收集的，多是這一類的作品。
《歷史與人像》——人像裡面有歷史，歷史裡面有人像。人像鑄造了歷史，又被歷史所鑄造。李敖用他的筆，背後的書，腦袋裡的思想，製造了這十二篇文字，給歷史與人像之間，搭上一座吊橋。
《胡適研究》——為了播種，胡適獻出他的生命；但由於人們的無知，他不但在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聲名中死去，並且還被亂捧和亂罵掩蓋了他的真面目。看看這本書罷！你會在陰影之中，看到胡適的真面目。
《胡適評傳》——胡適是這個時代的朝山香客，他走完他的天路歷程。在這段歷程裡，這部評傳是他真正的終點，——李敖的論定，又把棺材蓋子掀了起來。
《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一個活人，灌了滿腦袋的殭屍思想，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是毫不希奇的。這是一種十足的思想趨向上的混亂。在這本書裡，李敖面對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狠狠的打它幾個耳括子。
《文化論戰丹火錄》——這是一本奇書。它的重點，是記錄別人如何打李敖，而不是李敖如何打別人。在文化論戰裡，李敖遭到了圍攻。這本書所寫的，就是那些人怎樣地把他當孫猴子來打，可是打到後來，竟使李敖變成了火眼與金睛。
《教育與臉譜》——為了指出我們最高的教育學術機構正被把持，李敖在十四萬字的這本書裡，處處都環繞著一個主題來作蓬車戰，那就是：老頭子，你好好幹；你不好好幹，最好請你滾蛋！
《上下古今談》——在這本書裡，李敖文章如滾水，燙了許多人。他從何秀煌到何秀子，從關雲長到莎士比亞，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談得你既心花怒放，又咬牙切齒。
《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孫逸仙使自己從西醫走向革命，使國家從黑暗走向光明。他是一個現代化的人物，最瞭解自由民主，也最清楚世界的潮流。李敖這本對孫逸仙的畫像，是歷史，也是思想的指南。
《李敖大全集》特色簡介
為什麼不叫全集而叫大全集？太不謙虛了吧？李敖說，我是很謙虛了，只叫《李敖大全集》而不叫《大李敖全集》，就看出我多麼謙虛。何況，自宋朝范成大《石湖大全集》，到元朝胡只遹《紫山大全集》，到明朝高啟《高太史大全集》，都是大大大大出現的。李敖只是發展八百年來你大我大的傳統而已，你少見多怪什麼呀！
李敖曾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這段名言，看起來又不夠謙虛，但李敖說，我是很謙虛了，本來三千年內白話文的前三名都是我的，我只算五百年，少算了兩千五百年，其謙虛可想！
思想——自來談思想的，多屬學者蛋頭。因為是學者，所以可談思想；因為是蛋頭，所以每談多錯。錯在他們既不淵博，又多門戶之見，徒知搬弄學術名詞自欺欺人，結果寫出來的，多非思想而是雜碎。讀他們的書，如讀天書，看起來高高在上，丟在地下，鬼畫符而已。李敖卻全不這樣，李敖以學貫中西之才，深入淺出之筆談思想，使你茅塞頓開。
自傳——李敖是剽悍的黑豹，沒死就要留皮。他沒有《烈女傳》所謂的豹隱，也沒有《易經》所說的豹變，只有他自己的豹史。從皮相看，他是頑童，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會羅賓漢，是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但皮相深處，卻有他傳奇式的神秘與歷程。好奇嗎？請看他的自傳！
小說——羅素和桑塔耶那都是哲學家，但都做了文學家的事，寫小說。梁啟超說“學問成家數”，意思是說本領大的人，可以在他身上數出好幾種家來。這麼多年來你以思想家歷史家看李敖，你錯了，其實成家數來，他更是文學家。奇情與思想，是文學家的必要條件，具有這種條件的，李敖是唯一的，別人都是假貨。
書信——李敖生平寫作雖多，寫信卻少。所寫的信肝膽相見，一片坦然。寫給張三的，不但張三看，張三的表妹也可以看，人人都可以看。如此寫法，自乏秘密可言，自願放棄國民黨偽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而無懼於警備總部的偷偷檢查。不但如此，甚至堂而皇之，把這些信件排印成書，昭天下以大信，不亦快哉！
評論——李敖生平善寫各種文章，不論哪種體，都含評論意味，可見他意見之多，攻擊性之強。至於專門以評論體寫的文章，更是他以文肇禍的拿手好戲。李敖的評論文章有好幾種特色，一針見血，萬箭穿心，神出鬼沒，善惡分明，快人快語，體大思精。因此開罪了偽政府與偽君子們，雖然朝野對他雙殺，李敖卻照樣我手寫我口，照樣評論，評論，評論！
歷史——中國歷史受了二人二派的扭曲。二人者古人洋人；二派者左派右派。由於他們扭曲歷史，窄化了真相，模糊了真相，遠離了真相，變成了四不像的怪物。李敖是第一流的歷史家，他匠心獨運，妙手回春，把歷史復健整型。該拍案的，拍案驚奇；該翻案的，掀桌而起。拍翻之間，把古今公案一一解決，真大手筆也！
雜文——用白話文寫雜文，多推魯迅。其實魯迅雜文除了尖刻諷刺，內容相當貧乏，且受小日本東洋式的壞影響，文體彆扭生硬，實不高明。而竟被左右夾捧，正顯示海峽兩岸文格的死寂。李敖卻別開生面，李敖寫下了氣象萬千的白話文，為五百年文格樹立新典範。除非你不懂文章，否則你難逃這種結論。
隨筆——李敖是人類有史以來著作被查禁最多的大作家，他有九十六種書被查禁，可說空前絕後，萬世無兩。偽政府為什麼這樣跟李敖過不去？因為李敖思想挖了他們的根，李敖思想如長江大河，澎湃而來，匯成驚濤怒潮的浪花，就是他寫的隨筆。這些隨筆多是他妙手偶得之作，談笑之間，把醜類灰飛演滅。想隨性隨緣嗎？先看隨筆！
詩歌——聽過李敖做詞，王海玲演唱的《忘了我是誰》，聽過李敖做詞，巫啟賢演唱的《只愛一點點》，誰敢說李敖不是詩人？只是眼前詩人，不論新舊，都不承認李敖是詩人，這就恰像騙子不承認君子是君子一樣。當然君子詩人無須騙子詩人來承認，所以李敖天行有常，繼續詩來詩去了，真詩人哉！
人物——一般寫人物，不是亂捧就是亂罵，非楊即墨，又偏又黨，言過其實。李敖則不如此，李敖寫人物，先挖掘出大量人所不知的黑資料，然後加以論定，不管蓋不蓋棺。表面上看，也許醜化了這個人物，其實李敖只是根據證據，據筆直書而已。李敖說他根本無須醜化誰，就如同你無須醜化豬八戒，豬八戒自彰其醜已足，何須醜化？
桂冠出版李敖殷海光雷震著作之廣告詞
救中國的主義五花八門，但救主義的主義卻只此一家，那就是自由主義。它生根發葉在胡適立命的北京，卻開花結果在雷震殷海光亡命的臺北。最後由要命的李敖總其成，戴上思想的桂冠。桂冠版雷震殷海光李敖的著作都是定本，透過他們的三人行，你可以步武前賢，走上自由大道。
《黃旗夢碎》序
——右手一隻槍，左手一顆原子彈
錢達老弟要我為他的書寫序文，但是他也明說他在書中對我的三位老友趙少康、李慶華、馮滬祥都有批評，他問我會不會顧忌壞了我與這幾位朋友的交情，我說我不在乎。
我說我不在乎，並不是我不在乎這幾位朋友的情誼，我的態度是朋友歸朋友，是非歸是非，我不因為怕壞了朋友交情，而不敢談是非，如果不講是非的人，絕對不能作朋友。我為錢達老弟的書寫序，並不代表我贊成他全部的觀點，而且書中述說的許多經過還有待查證，但是我看到這書中並不是情緒性的謾罵，而是有很多是非價值觀念的辯證，也有許多正常政治實際運作的剖析，我認為這些都是應該公開討論的。
去年年中，我和亓豐瑜先生聯名在商業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發鴻禧山莊的弊案，後來錢達老弟來電話問我，是否同意他用我們的資料，到地方法院去進行告發，我當時和這位小老弟還未見過面，但是我欣然同意了，因為我和亓先生公佈鴻禧山莊弊案的資料，就是希望大家口誅筆伐的來追究李登輝濫用特權，傷害社會公義的行為，如果有人願意加入這個行列，我們不但不壟斷弊案資料，我們歡迎有更多人使用這些資料來譴責這種特權中的特權。
錢達老弟並不是作秀的個性，他後來與劉銘龍和李慶元兩位國大代表一同赴臺北地方法院告發，以後又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質詢政府官員，鴻禧山莊的土地如何從國有水利地變成社區建築用地，李登輝如何逃避鉅額贈與稅。我雖然可以看出這位小老弟在處理案子上，有經驗不足之處，但是他認真赴事肯用心學習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今年新黨初選期間，錢達老弟先上了兩集笑傲江湖的節目在八月初播出，到月中時他又給我電話問我能否再安排兩集的時候，我立刻想法子在月底以前又安排了兩集。但是在這一次電話中，我就告訴錢達老弟，我認為新黨的初選太糟糕，再不叫停，我看新黨就要完蛋了。他說，李敖大哥，立刻停止就是當場完蛋的，因為初選就像列車出了站，在高速行駛中衝量很大，緊急剎車是一定出軌翻覆的。現在既然上路了，也只有傾全力辦完再說了。
後來錢達老弟來上後兩集的笑傲江湖節目時，我們在計程車上，他說這次新黨初選，實在搞得不像話，他也提到規劃名單的事，我聽了立刻告訴他，你別講原先準備的什麼題目了，你就談規劃名單最精采。他說不行，規劃名單一公佈，新黨今天就炸掉了。我說新黨搞到今天，你們這些人也是幫兇，知道舞弊也不敢公開，他說他在大選前絕對不說，等大選後他會公佈資料，批判這些舞弊亂紀的壞蛋搞垮新黨。我說你們這種人都是沒用的窩囊廢，新黨活的時候不救，死了以後才寫祭文，他說他今天是右手一支手槍，左手一顆原子彈，他從內部檢舉批判，就像開了一槍，這批把持選務的人，根本沒人睬他，但是向外拋出規劃名單，就像引爆了原子彈，全黨一起炸，好人壞人全死光，所以他堅持讓好的壞的都去選。到大選以後，再公佈資料痛擊這批壞蛋。
我說大選過後，根本起不了作用，那時公佈根本沒人理你，他說他也知道，時機過了，效用差很多，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選前去引爆原子彈，我說你不說，我來說總可以吧！他說不可以，規劃名單一公佈，其他不在規劃名單內的候選人全要跳起來，新黨就爆炸了，所以不是他不敢說，而是任何人說都會炸，我想錢達老弟這一番話證明，他對新黨的情感沒有被憤怒的情緒淹沒。
我認識錢達老弟時間不算長，可是我很喜歡他的率真，他心中想什麼就說什麼，而且對國家社會還有高度的熱忱，雖然有時失之天真，但是今天涉足政壇，還懷抱赤子情懷的人是難得的。
說到新黨，我覺得他曾經為我們帶來一股希望，可是新黨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衰退崩潰，我覺得這個過程中確實應該有所檢討和反省，好為我們民主政治中的正常發展留下記錄，更從挫敗的痛苦經驗中提煉出一些精華，作為將來正常發展的鑑戒。所以我認為錢達老弟這本書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我也因為他能在短期間內很用心的完成這本書對他更加肯定。
fashion按：書中沒有註明此序寫作時間，這似乎與李敖一貫風格不符，但有李敖親筆簽名。此書出版於1999年1月1日。李敖於此書出版的同年八月，獲新黨提名參選2000年臺灣“總統”候選人。
《黃旗夢碎》作者錢達簡介：安徽巢縣人，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出生於臺北市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土木工程碩士（民國六十九年畢業）、中原大學水利工程學士（民國六十四年畢業）、省立臺中一中（民國六十年畢業）
從政經歷：第三屆立法委員（民國八十五年到八十七年）、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程序委員、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程序委員、新黨立院黨團召集人
社運經歷：民主中國陣線監事會主席、新同盟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世界聯會總幹事
《衛士長談毛澤東》題記
曹操問許子將“我何如人”，許子將不答。曹操堅持要他答，許子將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毛澤東者，和蔣介石無獨有偶，均非治世之能臣，皆亂世之奸雄也。不過就奸雄言，蔣介石奸中全偽，毛澤東奸中偶得其真，故毛勝於蔣，尚有足觀者在。
科爾儒夫人Mme.deCornuel說侍從眼中無英雄Nomanisaherotohisvalet。愛默生Emerson說每個英雄終成厭物Everyherobecomesaborealast。這本《衛士長談毛澤東》，從英雄到厭物，一應俱全，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有辨別力的讀者，必能從這部生動的回憶裡，看到真正的毛澤東。
1990年5月1日
j按：這本《衛士長談毛澤東》（李敖出版社，900520，真相叢書57），作者權延赤，“衛士長”是李銀橋，曾跟隨毛有十五年，到1962年止。書的內容：正文162頁，書前有李敖配圖14幅，頁163-410收入了權延赤另一本講毛的書——《巨人的魅力》。
詩序李玠《大陸當代順口溜賞析》
辦公事，腿要抽。
辦私事，心要鉤。
辦好事，情要偷。
辦房事，精要丟
不報喜來不報憂，
靠天靠地靠胡謅。
何必敢言又敢怒，
痛快全靠順口溜。
李敖作於1997年12月2日於中國臺灣
《文茜半生緣》序
許信良送了夏珍寫的《許信良的政治世界》給我，我翻了那本書，總覺得少了些什麼，答案是：少了李敖的序！因此大書失色，良有以也。夏珍這回寫《文茜半生緣》，時報出版的主編侯秀琴出面邀序於我，我說要先看看稿子再說，稿子送來，我看了，寫得真好，又邀我寫序，邀得真對，因此半夜三點起來動筆，為此書增色，豈徒然哉。
這本書是陳文茜的自傳，從祖宗三代寫起，由於陳文茜從小就由住在臺中的外祖母一手帶大，所以她跟外家獨親，外祖父何集璧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他到大陸念大學，並加入共產黨，不但是統派，且是光復初期的“迴歸祖國”派，二二八後，左派的“二七部隊”垮了，這書中寫道：
“……二七部隊持續10日後解散，謝雪紅等人展開逃亡行動。何集璧眼見祖國夢碎，沉寂了好一陣子。國民政府持續九個月的綏靖行動中，他幸運的成為‘二二八受難群’的漏網之魚，直到治警事件辯護律師楊基先出馬角逐第一任臺中市長，何集璧擔任他的競選總幹事，當時是採取絕對多數制，第二輪投票前，國民黨找他們談判，何集璧被迫加入國民黨。陳文茜說，這個紀錄讓她的外祖父終生引以為恥。”
革命革命，革到後來，自共產黨革成了國民黨，自然狼狽可想。做了十三年的國民黨後，何集璧死了，這時陳文茜才四歲：
“陳文茜說，她長大後才聽聞外祖父的故事，覺得他像極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樓裡暢論天下事，缺乏結黨營私的‘政治能力’，每天高談闊論，扮演各路線之爭的和事老，陳文茜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
搞不出名堂，何集璧老兄還是小焉者也，他的共產黨老弟何集淮更是驚心動魄：
至於她的叔公何集淮，先到香港再逃到大陸去之後，過了一段很是艱辛的日子，音訊全無。根據《和平日報》記者周夢江（二二八之後亦逃回大陸）的回憶，1950年，他在上海遇見何集淮，何已經改名為何建人，當時擔任上海某公司的工會主席，文化大革命時被迫害至死。“直到1987年，‘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中國派出大批人士到美國參加各種紀念會、學術討論會，遊學美國的陳文茜才有機會碰到古瑞雲，在撰寫《謝雪紅評傳》一書作者陳芳明（後來擔任過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家中，才聽聞叔公悲慘的命運。”
“古瑞雲告訴陳文茜，他們被臺灣當局通緝，逃到中國大陸，初期甚至被當成國民黨的特務而遭排擠，何集淮不改玩笑本性，沒煙抽的日子裡，他笑嘻嘻的蒐集菸屁股，打開湊足絲，就著紙捲起來再抽，絲毫不以為意。”
“反右運動時，謝雪紅即被打成‘分離主義者’，何集淮等人被開除共產黨籍，勞改至死都沒恢復黨籍，何集淮曾經兩次被宣佈死亡，曾經昏死過去又醒來時，察覺自己身邊都是沒氣的人，嚇得手腳發軟，還是從太平間爬出來。最苦的時候，何集淮和古瑞雲不止一次相互約定，誰先走，晚走的人一定要把對方的骨灰帶回他們日夜思念的臺中。何集淮還講，他一輩子不敢告訴他的家人自己的出身背景，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訴他的孩子，‘我是臺灣人’。”“敘述往事的過程中，古瑞雲老淚縱橫，完全不能自已。當陳文茜坐在鋼琴前，彈奏起《雨夜花》，古瑞雲再也剋制不住的嚎啕大哭。古瑞雲巡迴美國，離開前又到了舊金山，陳文茜送他上飛機，看著古瑞雲手上拿著中國民航的機票，陳文茜難過極了，他根本不願意再搭上這個班機，他根本不想再回到那個令他痛苦一生的‘祖國’，但是卻沒辦法。”“古瑞雲的女兒後來嫁給移民美國的華裔留學生，住在關島，女兒為古瑞雲申請到關島住了幾年，一直到符合‘大陸人士來臺定居辦法’，才以‘大陸人士’身份返回臺灣，目前定居於東勢，每個月領取貧戶津貼。當年意氣風發、優秀出眾的大學生，就被幻夢中的‘祖國’給摧毀了。”
“陳文茜的舅舅找到叔公何集淮在大陸的孩子，為了照顧他們，還到大陸投資設廠，經營塑料加工的衛浴設備，何集淮的兒子何平就在舅舅廠裡擔任經理。他的女兒們個個美貌清秀，卻因為是‘黑五類’，直到三十多歲，才在陳文茜舅舅的協助下念大學。”太悲慘了，這回陳文茜無法像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一樣調侃叔公了，但語氣縱不調侃，語句應該還是一樣：“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
外公也好，叔公也罷，他們個人都失敗了、做為共產黨員的他們個人都失敗了，雖然他們的共產黨卻成功了。
何集璧、何集淮那失敗的一代過去了，現在輪到陳文茜這一代了，會成功嗎？
陳文茜曾笑稱自己是“墮落的、假的左派”，比起外公和叔公那一代來，問題不在左不左，而在誰是真正“勇敢的臺灣人”。政治運動的殘酷是，總是要你在人生的起碼需求和政治理想攤牌。你要做好的父親，還是一個運動者？兩者兼顧是這麼不可企求。革命運動不犧牲，幾乎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北愛爾蘭的革命運動者，可以為爭取一個“政治犯”之名，和畲契爾力爭到絕食而亡，脫水而死時，皮膚和毯子撕都撕不開。
“臺獨運動者，其實是沒有辦法做這樣的犧牲的，儘管他們已經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到底要犧牲多少’的攤牌，一次又一次考驗臺獨團體的承載能量。陳文茜冷酷的直指，‘懦弱是臺灣人追求革命的大障礙，懦弱存在於民間，也存在於領袖。’”從二十歲以來，高薪的律師樓、全國性的媒體，都沒有讓她對投入反對運動的理想有過懷疑和猶豫，薪水不是問題，但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極限，她不會犧牲生命完成運動，所以，她也不會提出自己達不到的路線與目標。
“偏偏現在許多主張急進路線的人，連一個學校教職都不願意放棄，如臺大祭出撒手，要求黨職、教職必須擇一而棲，陳文茜相信，他們那一代的運動者，會毫不猶豫的選黨職，如她可以放棄一個月數十萬的EMI（科藝百代唱片）總經理職務，回到民進黨出任一個月六萬元的黨職。但是批判他們是妥協派的人，不會有人選擇黨職，他們的理由是喜好或適合學術遠勝過政治，然而，這個理由三十年前，海外臺獨運動都用過了，建國黨沒有專職黨工，都是教授。”“然而，也因為她和民進黨深厚的關係，她始終不認為傷害她的這些人能代表民進黨，當她拚命為民進黨奮鬥的時候，這些批評她的人、讓她失望的人，都正在民進黨之外爭取自己的功名利祿。”
陳文茜清楚知道：上一代真的左派才是真正“勇敢的臺灣人”，她自己承其餘緒，雖勇敢不足，但輕財好義，比起今天一點都不肯犧牲的政治投機分子勇敢多了。書中又提到“車臣事件”：“1994年的‘車臣事件’，在臺灣是一個統獨的標誌符號──戰爭，統派的人以此印證臺灣不能隨便宣佈獨立，否則下場和車臣一樣；獨派的人認為，車臣和臺灣不同，因為車臣是俄國的一部分，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車臣事件”無關統獨，而關勇怯，車臣人民要獨立，就像何集璧、何集淮加入共產黨一樣，冒了生命危險就去做了，但今天的臺獨分子他敢嗎？正如陳文茜說的：“懦弱是臺灣人追求革命的最大障礙，懦弱存在於民間，也存在於領袖。”
那麼，就懦弱罷，不革命了，別人結黨革命，我們結黨奪權。這本書的絕大篇幅，就是陳文茜做了民進黨大員，眼睜睜奪權的故事。陳文茜參與了、指導了並影響了奪權，但難能可貴的是，她一直保持著灑脫與清醒：
“陳文茜帶著調侃和感慨笑稱，就像馬基維利講的，政治的本質是衝突、是權謀，所以政治使人厭惡，‘政治簡直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每個人生命中屬於魔鬼的那一面，而且會把這一面扭曲的性格無限放大。’在政治圈中，多數政治人物展現的是魔鬼的性情，偶爾才會有天使的化身，取得的權力愈多，代表魔鬼的那一面會愈強。陳文茜認為，每個人都有屬於魔鬼的面向，包括她自己，差別只在於是否能誠實面對自己屬於魔鬼的那一面，是否能意識到扭曲的那一面？”
“在政壇打滾數年，陳文茜自認沒有為個人利益和任何人起衝突，總是對事不對人的提出看法，得罪她的人沒有受到報復，沒得罪她的人反而常要遭受她的批評，‘要做一個敢講真話的人，就得把權力的本質看得透徹。’包括她對民進黨轉型的堅持，乃至1998年她對民進黨處理拜耳案的批判，都得不到民進黨內的多數諒解，陳文茜還是照講不誤。不把權力界域視為修行道場，民進黨根本待不下去。”
正因為陳文茜有這種灑脫與清醒，所以，她在民進黨做大員，卻大而不圓，她拉我去民進黨中央黨部參觀她的辦公室，我去了，笑她如何能在這種氣氛下活下去？活得下去？
“在思考到底是回報社、進電視臺、還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時候，老朋友邱義仁找上門來，他告訴陳文茜，施明德要找她進入中央黨部擔任文宣部主任，陳文茜的第一個念頭是，‘做了這個工作，會不會變成一個黨棍？’邱義仁笑了，他說，‘你這種人想變成黨棍也難。’”
的確，陳文茜無法變成黨棍，她只是一個有才華而不圓滑的女光棍，她雖然把政治人物耍得團團轉，但她自己卻不適合做政治人物：
“方素敏順利當選，陳文茜的‘政治童稚’卻破碎了，她發覺自己沒有辦法接受‘政治’是這麼現實、汙濁的事，她沒有辦法再思考，她陷入絕對的茫然，她淡出政治，開了一間她稱為‘臺灣最早的KTV’的店：跳蚤窩，成天就泡在店裡，做菜洗碗打雜，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談、不想、不理政治。”
這是昨日的她。
“她反覆思考民進黨的問題，一再詢問，為什麼這群很有理念的民進黨人，面對自己的初選可以扭曲至此？難道任何人在權力的過程中，必然撕裂嗎？一手是道德，一手卻是自己不能相信和接受的黑暗。”
“幾番深究之後，她認為，民進黨內部文化已經近似叢林戰爭，不照這套遊戲規則，必然敗下陣來。陳文茜實在不願認輸，她可以暫時妥協以爭勝，但是，未來呢？她要不斷的退縮和妥協而喪失自我嗎？失去自己，能贏得什麼呢？一席立委是贏嗎？”
“‘為了權力，我要變得這麼沒有尊嚴嗎？我非得和這些人同流合汙嗎？還是我這麼怯懦，而不敢和惡的遊戲規則說不嗎？’陳文茜冷靜、明白的想清楚之後，決定退選，把自己從這個魔鬼遊戲中救贖出來，她要證明向惡的規則說‘不’，其實是讓自己最坦然、最快樂的方法。”
這是今日的她。
不管是昨日的她或今日的她，陳文茜的對政治的基調其實只是消極的“不”字而已。一個插曲正好側寫這一基調，那就是美國轟動一時的閹夫案：
閹夫案的女主角是一個平常家庭主婦蘿瑞娜巴比特（LorenaBobbit），經常受到丈夫性暴力侵犯，直到她再也無法容忍，終於把先生的陰莖給剪了，還開了二十幾分鐘的車子，把“那話兒”丟到維吉尼亞花園，華盛頓特區的警方派出22位員警，沿街找尋失落的器官，火速送到醫院，完成修補工作，依照院方說法，功能無虞，最後蘿瑞娜被判無罪。
“這個故事，陳文茜有幾點觀察，第一，它讓男性生殖器官上了大報的頭版；第二，徹底展現男性命運共同體的危機感；第三，這樣的故事實在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搭配，過程中任何一點疏失，都會使結局大為不同，比如萬一‘那話兒’是丟在大馬路，被過往車輛壓扁了、萬一發生在大冷天，給凍壞了，陳文茜用各種極富想象力的衍伸，重新界定男、女關係的可能。”維吉尼亞花園因為這個事件，成了女性主義的觀光勝地，事件開庭時，兩造都各有支持者擁護，蘿瑞娜成了頗受歡迎的演講者，巴比先生後來還拍了一部片子BobbitandCut，小賺了點。
“這個故事，陳文茜只要說給女性聽，大家都聽得眉飛色舞，講給男性聽，聽者一定神色怪異，畫家謝里法聽過之後，事後就告訴朋友，‘陳文茜在搞什麼？什麼叫剪刀俱樂部？這女人怎麼這麼恐怖？’這段時期，陳文茜迷死這個故事，有人結婚，她一定送一朵紅玫瑰和一把剪刀，代表二十世紀末的愛情。”“陳文茜自陳，這屬於她個人特殊的‘性幻想’。”
“閹夫”的性幻想，其實與李昂的“殺夫”性幻想如出一刀，她們其實都與明朝末年的“閹黨”無異，這是真正有趣的不謀而割。陳文茜的結論是：
“對亞洲女性而言，性是壓抑的，女人的身體應該被密封住的，喜愛張愛玲的陳文茜，一直認為，直到現在臺灣女性主義者還沒有超過張愛玲的思考，女性在性方面，最大的權力不是擁有，而是拒絕，當她說‘不’的時候，才是得到自由的一刻。”
對比之下，可以看出，陳文茜在政治上說“不”，其實還無異是“亞洲女性”在女權上說“不”的延伸，並沒有積極作為。但在政治上，陳文茜卻不甘雌伏，她要自由，也等待時機：臺灣這些年，政治人物泰半歷經政海浮沉，卻都害怕經歷這種起起伏伏，恨不能用各種手段和職務，以勉強延續中斷的政治休止符，陳文茜不要，不要重蹈這些權力人物的覆轍，她只想把自己從權力遊戲中釋放出來。她背過這麼多首詩，在離開民進黨、離開政壇前，她只想著徐志摩的《再別劍橋》：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她更想說的是，“把權力留姶你，把自由還給我。”
她要做的是充沛自己的生命價值，“裝個義肢，再回來時，或許別人發現我又換了個服裝形式。”她不只會學宋美齡說，“我將再起。”她還要說，“我將跑回來！”閃亮的眼眸訴說著她的心事，“我在等待時機。”這幾個月我有兩次與陳文茜單獨吃飯長談，一次吃料理、一次吃臺菜，對她的心路歷程，感悟尤多。在政治上，陳文茜“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是她一路進步的修正主義。看看這些變化：
建國黨和民進黨內很多政治領袖的口號或熱血嚮往，陳文茜一點都不陌生，“母親你的名字叫臺灣”、“大聲說出臺灣的名”，這些政治主張，陳文茜自陳，“我背了三十年！”她很清楚的記得，1983年，她為方素敏助選時，堅定的喊出黨外後援會的共同主張，“民主、自決、救臺灣。”
然而，十五、六年後，大家都在喊這個口號，方便到像是麥當勞的快餐，她又不肯再喊了，她想的是，“下一步，臺灣，該怎麼辦？能怎麼辦？”從小，她喊不出“萬歲”的口號，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她倒是可能自然的高喊“自決”，許多因為她對族群寬厚的懷抱，而疼愛喜歡她的國民黨大老們，大概想都想不到，她曾經是這麼堅持本土觀點和立場的。
年輕時代，急進、煽情的陳文茜，在海外的磨練中，漸漸調和轉變了，即使到現在，她一直相信，如果她擔任建國黨的文宣，一定可以主導選舉議題走向，“因為急進的口號，是最容易吸引人的。”不論如何，時間過去，是再也追不回來了。
正因為她是進步的修正主義者，所以，她想帶領民進黨轉型：
“我曾經有一度很努力的，想為民進黨轉型盡一分心，我用過力，但是不成功，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權力不夠，如果我是陳水扁，大概就做得到，但我不是。我承認，拜耳案的時候，我對民進黨很失望，但是民進黨對我，就像男人，他讓你失望，只有說拜拜，算了！你還能怎麼辦？5年前，我想要民進黨轉型，成為能獲得民眾信賴的人，現在不一樣，國內的問題慢慢來吧，BMW的時代來了，民進黨還要坐花轎，你能怎麼辦？讓他（民進黨）自己摸索吧！民進黨邁向執政之途是慢了些，可以更快，但這是政治現實，不能不接受。我心已決，民進黨就傷不到我，像是初戀，過去了，或許會痛，痛過也就過了。”
雖然如此、雖然高處不勝寒，陳文茜卻更上層樓，“我在等待時機”。她先知式的高瞻遠矚鎖定在跟共產黨的關係上，她的目標是：
“要儘量尋求社會的和解，使中國對臺灣的威脅降到最低。”
“我感情的終極目標，始終是臺灣，是這片土地，而不是民進黨。對我而言，打敗國民黨不再有成就感，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在國際政治裡打敗共產黨！”
什麼方法呢？陳文茜期許自己成為兩岸談判代表，顯然想憑她所向無敵的舌戰群儒或舌戰群魔的本事去舉重若輕，舌戰群匪。雖然陳文茜的進步的修正主義要比她的臺灣同志高明得多得多，但在跟共產黨的關係上，她顯然被困在狹小的島國本位，不夠成熟。陳文茜棄唾手可得的立委如敝屣後，輕快地說：
“我不是對政治挫折或對環境覺得沮喪，我只是想做一個更偉大的實驗。”
其實，她的外公與叔公，豈不都是“想做一個更偉大的實驗”的先行者嗎？那麼“勇敢的臺灣人”，與虎謀皮都不可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極限”的陳文茜，憑口舌之利，能與共產黨謀皮嗎？
陳文茜追憶她年輕時幾個重要的偶像，她最崇拜的一位是拉丁美洲詩人兼革命家蓋瓦拉（CheGuevara，泛拉丁美洲革命鬥士），滿臉大鬍子，嘴裡總是叼根雪茄，古巴革命成功後，出任文化部長，但他大剌剌的拋下一句話，“我是搞革命的，可不是當官的。”就跑到玻利維亞，繼續搞革命打游擊，後來被農民出賣，手被剁了下來。
美帝派出特遣隊，殺了蓋瓦拉，剁下他的手，和蔣幫派出回回軍，殺了共產黨西路軍軍長董振堂、孫玉清，剁下他們的頭，別無不同，那就是革命家們必付“想做一個更偉大的實驗”的代價，這種代價，生保令名死求全屍的臺獨英雄英雌們是絕對不敢付出來的，所以，一切偶像只是偶像而已，並不會玩真的。即使真的玩成功，又怎樣？彭明敏回臺灣，24年闊別後與我吃飯，我很禮貌的帶了一件小禮物送他，那是一個小鏡框，中有馬薩利克（Masaryk）的一張照片。彭明敏很謙虛，他說：“你李先生太博學了，你考倒我了，這位是誰啊？”我說：“他是捷克的國父馬薩利克。他是名教授，當年帶著學生領導獨立運動，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並且當了總統，1937年87歲時死去。他為捷克打下獨立的基礎，可是他無法解決與強鄰的關係，最後捷克被強鄰所滅。他的故事告訴人們，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搞獨立是一回事，可是，縱使成功了，也與強鄰問題解決不了，也是空忙一場。……”彭明敏若有所思的收下我的小禮物，聰明的他，當然知道此禮來頭大，比彭明敏聰明好幾倍的陳文茜當然更知道，我覺得，自最聰明的陳文茜以下，他們對共產黨“想做一個更偉大的實驗”其實都是聰明過了頭了。反倒不如陳文茜外公叔公來得那樣務實。外公叔公的不幸是他們生不逢時的時間錯誤，不是理想與勇氣的錯誤。他們毀了自己，但並沒毀了臺灣。如今，多少人自恃聰明，要毀臺灣呢。進步的修正主義者陳文茜顯然愚不及此，但她以“打敗共產黨”做為“最大的成就”，基本心態就是不健全的，這種心態，能“使中國對臺灣的威脅降到最低”嗎？我可不信。為陳文茜計，她在四十之年，半生緣式的政治活動，似乎宜予約束。
陳文茜自己也有所覺悟：陳文茜的“姑娘廟民眾文化工作室”，沿用到1998年，當她黯然從立委選舉叢林中退出，還是回到“姑娘廟”裡尋求安寧。這幾乎成為陳文茜療傷的方式，不論是她的政治夢、社運夢，每一次夢的幻滅，她都回到文化的“本行”，重新出發。
陳文茜佩服張愛玲，張愛玲所以成為張愛玲，豈不都在一生堅守文化的“本行”嗎？以陳文茜的慧黠與慧根，她從事文化活動，其實比政治活動更永恆、更有成就、更值得、更不辜負自己。陳文茜說：“比方說，我可以想象死亡，在網站上發展一個軟件程序，李敖在回憶錄裡，公佈的是他24歲的裸照，我可以為他公佈他不敢示眾的64歲他的裸照，還可以再給他看看84歲時他的裸照又是怎麼一回事。我也可以拿自己的照片，用這個軟件推算，自己20歲是否是青春玉女，60歲是個什麼樣子，80歲又是什麼德性，決定自己還要不要活到80歲。”
陳文茜的好朋友中不乏統派人士，已過逝的唐文標在前，縱橫評論界的李敖在後。
陳文茜在調侃李敖之餘，實在該認真的想想80歲的自己，八十之年，她目前正好過了一半，活了84歲的富蘭克林是正好在過了一半時（42歲）轉向的、“重新出發”的，最後他變成大陸的偉人，而非小島的嬌客。這書中有一段故事，吸引了我：
“1989年到1992年，這段時間，陳文茜腎臟病相當嚴重，人在海外，舉目無親，病到連站起來的力氣都無，一句話一口氣講不完，醫生一問她：‘你家人在哪？’陳文茜就掉淚，艱苦的時候，張俊宏和許信良一起來看她，張還和她開玩笑說：‘你可千萬不能死啊，你是臺灣的國寶！’讓陳文茜笑翻了，她說這群‘前輩’，就是看到朋友重病，腦袋裡想的都還是政治，她沒病死，沒成為臺灣的國寶，倒成了他們的‘活寶’，民進黨財務困窘時候的‘搖錢樹’。”看了這則故事，我夷然奇怪：“不是說李敖是國寶的嗎？怎麼變成陳文茜了？”繼而一想，誰要做“臺灣的國寶”呢？世界這麼大，做臺灣的國寶，對我們不都太小了嗎？回想這一對寶，書中也道出淵源：
“批判力道最強的統派李敖，還是影響她最大的人之一；60、70年代李敖主編的《文星》雜誌，是她的政治啟蒙，因為這層淵源，直到她出任民進黨的文宣部主任，她還是不在乎黨內異樣的眼光，毫無保留的欣賞李敖。原因無他，陳文茜的信仰中，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超過絕對狹隘的臺獨，她是當然的臺獨論者，但卻是容忍異見、認知現實的臺獨論者。”我想，總有一天，進步的修正主義者陳文茜，會再一次得到“政治啟蒙”，覺醒從“現實”上看，“臺獨論者”是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的，有朝一日，她會在文化“本行”上有世界性的聲譽，而成為中國國寶。陳文茜曾經困惑：
40歲，是否是一個分水嶺？讓她重新走向一個不同的生命選擇──尼姑？或重做壞女孩？
其實，都不必，不論“尼姑”或“壞女孩”，都是40歲以前陳文茜的老路，未來40年，陳文茜有世界性、永恆性的大道之行。在大道之中，像畢加索一樣，說不定還做一陣共產黨風光風光呢。英文諺語說“打不倒它就加入它”，這對陳文茜只是第一步，一旦她變成共產黨，相信精通顛覆的她，第二步就會“加入它就打倒它”，真要“打敗共產黨”了。外公有知、叔公有知，必將涕淚於天上、人間或地下，如此下半生緣，豈不快哉！陳匪文茜啊，別“挑眉毛”了，低眉相向，請三思之！
1999年1月11日
《蔣介石張學良秘聞》出版說明
這本書收入了三本有關張學良的小冊子和兩篇文字：
一、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右軍）
二、驪山迎蔣的歡呼與淚痕（姚立夫）
三、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高山流）
四、張學良將軍被囚禁時的情況（沈醉）
五、張學良在貴陽（袁化鵬）
這些文字，都是過去在海外或大陸出版，換句話說，都是國民黨查禁乏力的漏網之文。它們的作者，左右立場間或出入，但在為張學良張正義而存信史一點上，卻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們集合在一起，題為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以便讀者，並對張學良先生九十歲生日，聊志書慶。
1990年6月1日
覆瓿書成空自苦，擊轅歌罷遣誰聽
早死對兩種人亦是大好：一為美人，一為文人。對美人來說，早死可只見紅顏，不見老去。瞻之倩女，忽焉幽魂，這是人間何等美事。何必活到自己不忍照鏡，別人不忍看她局面呢？對文人來說，早死可只見其文，不見其人。雖遭批判置若罔聞，這是人間何等福事。何必活到自己飽寫終身別人倒胃，累日局面呢？
雖然美人文人早死亦是大好。但不死後患略有不同，美人不死使大家痛苦，因她短裝街頭別人不得不看。文人不死使自己痛苦，因他長捐箱底別人可以不看。不過別人不看，自己卻不能不看。一看之下，往往自悔少作。美人不自悔當年亮相，文人卻自悔當年何不藏拙。其實自悔少作是一種進步，自己進步了才發現少不更事時期寫的，實在不成東西。實在不該發表出書。
陳復好學深思，不致故步自封，必然有進步。如不早死，必然自悔少作。韋編三絕自可知命黃絹初裁方好著書，盼他知命之年能有成熟作品。與昨日自己戰，而今日之作只是一代大學生史料而已。自史料觀之又何譏乎？陸放翁詩：“覆瓿書成空自苦，擊轅歌罷遣誰聽”，正斯人斯書之謂也！嗚呼陳復其聽我言？
1993年11月26日李敖序於臺灣
序涼如水
男女問題本來只是人生的部分，女人卻把它當成全體。所以女人一生中、一年中、一月中、一天中、除了購物狂以外，其實全是男人狂：受想行識，無一不男人；念茲在茲，五一不男人，這種人生，被鎖定得好狹窄、好無趣。因為世界上第一流的男人太少了，跟三流以下或不入流的男人糾纏，名為愛情，實為魔障；形似快活，實為虛度，其狹窄無趣，女人不自知也。
或有異數女人，想要自知，要向上提升，但提升了也沒用，自己奔月了事、赴水了事，此嫦娥與伍爾夫（VirginiaWoolf）之下場也。
雖然碧落黃泉如彼，有女人不甘雌伏，仍願就狹窄無趣之事，發為寫作，以求自知。理查戴維斯（RichardHardingDavis）有言：佳作之秘，在舊事新說、新事舊說（Thesecretofgoodwritingistosayanoldthinganewwayortosayanewthinganoldway.），本書作者呂宜霖勉之。
李敖200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