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定論
周恩來上街賣報了嗎？
前幾天，民進黨“立委”康寧祥，以深諳中國功夫的身段，上街賣起他的《首都早報》來了。有自以為懂中國現代史的人，說康寧祥這樣上街賣報，是取法周恩來當年上街賣《新華日報》的絕活。可見康寧祥除了公然表示要向國民黨蔣經國學習外，還公然證明自己也向共產黨周恩來學習，老康進境之高，由此可以概見雲。
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朝康寧祥那張又醜又黑的死魚臉上貼金。因為說他學蔣經國，還差不多，因為兩人的智商都是那副水平；但說他學起周恩來來，可就太難為他了——周恩來是何等人物，豈是老康這種笨貨能學得到的？
就以學周恩來上街賣報為例吧，事實上，學了半天，全學錯了，因為周恩來根本就沒上街賣過報，自以為懂中國現代史的人，全弄錯了。
所謂周恩來上街賣報之說，起自“新四軍事件”。“新四軍”是國共合作後，國民黨承認的共產黨部隊，根據協議，共產黨在1937年9月6日，把陝北的主力部隊名號，由原來的“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產黨將它簡稱作“八路軍”。到了1938年2月6日，國民黨又要求共產黨把“第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但共產黨仍簡稱“八路軍”如故，中國老百姓也以此稱之。“八路軍”以外，在國民黨又清又剿下，殘餘在華中華北的共產黨游擊隊，也經過兩黨協議，組編成“新四軍”。
“新四軍”雖然被蔣介石承認，但是也要去之而後快。首先，他要“新四軍”搬家，先把在長江以南生根的搬到江北，然後再同原來在江北的一道搬到黃河以北。1940年I2月9日，他下令凡在長江以南的“新四軍”，限於本年年底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1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這道命令式的通知只是一個形式，事實上，在蔣介石跟周恩來談判期間，“新四軍”已開始北移。到了1940年12月下旬，在江南人馬只剩一萬人了。蔣介石叫顧祝同為這一萬人畫好搬家路線，如果照這條路線遷移，則一萬人正好進人重炮重兵的日軍口裡。因此“新四軍”要求改變路線，周恩來再度去跟蔣介石談判，要求更改，蔣介石答應了。雙方皆大歡喜之際，12月25日那天，蔣介石還特請周恩來共進聖誕大餐。
但是，當“新四軍”照新路線搬家的時候，它遭遇埋伏在安徽茂林地帶十萬國民黨軍隊的暗算。那天是1941年1月4日，不到兩個星期，戰事結束。一萬人中，幸運突圍的，約一千人，其餘九千人，一半戰死，一半被俘。孟絕子的父親那時正是處理“新四軍”俘虜的國民黨高幹，據孟絕子《蔣介石的報應》一文所述：“這一萬人，大半是軍部人員、後勤人員、男女康樂行政人員、眷屬、醫生、護士、傷患和病患。被俘的人，女的遭到國民黨官員輪姦，男的一部分被槍決，一部分被虐待死。”
蔣介石不但快刀斬亂麻式的解決了“新四軍”，並且封鎖消息，不但自己的報紙不刊載真相，也不準在重慶的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刊載真相。由於國民黨派有常駐人員在《新華日報》負責新聞檢查，所以，共產黨想發出消息，就不得不動動手腳。那年1月11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創刊三週年慶祝大會上講話，收到“新四軍”慘遭犧牲的消息，第二天的報上，就被禁止登出講話全文，幾經交涉之下，騙得國民黨同意以掩耳盜鈴法解決，即“新四軍”改為“新X軍”“國民黨反動派重重包圍”改為“敵人重重包圍”等字樣後，獲准出報。1月17日，蔣介石正式宣告“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並將軍長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同時進一步封鎖《新華日報》。周恩來乃下令當晚《新華日報》單獨為檢查人員出一版樣，上面沒有違禁文字，同時在正式出報時，上面卻刊出周恩來的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18日早上4點鐘出報後，這一新聞，便散開了。
國民黨立刻搶報紙、抓報丁、揍報童、打買報的讀者，可是，一切都太遲了。
這件事引出了所謂周恩來上街賣報的傳聞，但據他太太鄧穎超和當年共事同志的回憶，並無此事。1980年3月出版的《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上，由王明湘寫《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沒有賣過〈新華日報〉的調查》，已經辨正得一清二楚。所以，自以為懂中國現代史的人所說的周恩來之事，全是胡扯。
以胡扯為康寧祥貼金，豈不好笑？康寧祥以為他學到了周恩來，其實周恩來才沒那樣笨呢！
1989年6月27日
傅斯年論豪門資本
1980年，《聯合報》系統的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了《傅斯年全集》。前有傅太太俞大綵的序，其中說民國四十一年12月，先夫傅孟真逝世二週年，國立臺灣大學曾出版先夫遺著《傅孟真先生集》，但迄今二十八年未經再版。民國五十六年1月，文星書店另有《傅斯年選集》印行，而所收篇目與《傅孟真先生集》略有不同，內容雖有增減，也不夠完整。今由聯經出版公司重新印行的《傅斯年全集》，除收錄《傅孟真先生集》諸文外，並補入文星書店版選集所增的四十三篇及先夫之侄樂成所撰的《傅孟真先生年譜》，又蒐集散見的書、序、短評等共九篇；先夫遺著已盡備於此。因增補甚多，所以重新分類編目；因舊集脫誤累見，所以尋覓各期刊、講義，從頭校勘，由陳槃主其事；就編校來說，先夫遺著已完成最精審完善的整理。”看了傅太太這段話，我認為她被矇蔽了，替“中央研究院”的偽學人說了謊話。
早在二十三年前，由我主持文星書店《傅斯年選集》的刊行時，就在禮貌上送了傅太太一萬元（當時的一萬元），不料選集付梓之日，文星書店被蔣介石下條子改組，驅逐李敖、陸嘯昭，由蕭同茲父承子業，接管了蕭孟能。蕭同茲迫於警總壓力，將我編好的《傅斯年選集》由抨擊國民黨豪門資本的文章大加刪除，所以文星書店出的《傅斯年選集》，雖比臺灣大學出的《傅孟真先生集》有增無減，完備得多，但經此一刪，殊為憾事。好在標明就是“選”集，本不敢以全集號召也。
不料文星以後十三年，《聯合報》出了《傅斯年全集》，襲取了文星的心血，反倒為不實之評述，這就應該臉紅了。當年我們辛苦增補了四十三篇，都不敢自吹全集；如今他們只不過增補了九篇，就吹起全集來，他們可真好意思！
既然自吹起全集，自吹“已完成最精審完善的整理”，且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的“陳槃主其事”，那麼就不該遺漏傅斯年的重要文章，像1947年2月22日刊於《世紀評論》第八期的《宋子文的失敗》、像1947年3月1日刊於《觀察》第二卷第一期的《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等文，都一一遺漏，這樣的全集，顯然全不及格！而所謂“遺著盡備於此”，也全是謊話！說這些文章找不到嗎？在“中央研究院”方圓之內，就不難“尋覓”，只是偽學人們太無知、太不用功、太懶惰、且又把持資料“佔著茅坑不拉屎”耳！整個“中央研究院”和它的學人，找資料本領竟不如一李敖，豈不丟死人哉？
上面所說——遺漏的文章，都是傅斯年抨擊國民黨豪門資本的力作，他寫這些文章時五十二歲，他的侄兒臺大歷史系教授傅樂成在《傅孟真先生年譜》中五十二歲條下對這些文章亦失於記載，可見這位老兄為學之疏。傅斯年寫這些文章，攻擊的主力是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旁及宋美齡的姐夫孔祥熙。孔宋是買辦階級，掌握財經大權幾十年，是國民黨禍國記中的首要角色。他們所造成的豪門資本、官僚資本，觸鬚極廣、影響極深，直到今天的臺灣，猶未能完全擺脫，所以傅斯年這些四十年前的舊作，還充滿著歷史的透視、教訓與諷刺。當然，傅斯年的文章，在上限上，有它的極限，就是他不敢碰蔣介石——重用孔宋外戚的蔣介石。所以充其量，這些文章是“清君側”式的正義而已，距離李敖的正義，還差上一大截。
1989年2月25日
附錄一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傅孟真）
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
國民政府自從廣東打出來以後，曾辦了兩件大事：一、打倒軍閥（這也是就大體說）；二、抗戰勝利。至於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現在社會上若干人士，對於政府的忍耐，實在沒有一個人可以忍耐現狀，而是由於看到遠景，怕更大的混亂，再死上幾千萬人，徹底的毀產，交通斷絕，農業解體，分崩離析，弄出一個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國家更不能有自由獨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總是看現狀不看遠景的，看當前的政治，不看過去的功勞的，所以美英法政府，今天都不是他們抗戰時代的組織。即是能看遠景的少數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徹底覺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間”，也只有等死而已。書曰：“為政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所以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之運命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臺。而希望政府不垮臺，以免於更大的混亂者，也要坐以待斃，所謂“火炎昆崗，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誰無“人間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總持財政經濟，本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政治家的風度，而為人所知的毛病實在不少。然而當時總還有人寄望於他。第一，他雖然也有錢得不得了，當時人的心中，還總以為他是用他的政治地位，以“資本主義社會共同允許之方式”得來，彷彿像法國官僚，從窮小子到大富翁一樣，還不曾直接做了扒手，在他手中財政政策改變時，沒有先加上一陣混亂，如孔祥熙在改法幣時上海金融幣場的怪象，弄得中外騰醜。第二，那時候國內企業在自然進步中，上海銀行業在發展中，他愈借錢（就是公債票等〕，銀行愈要借給他（這是資本主義走上坡路時必有之事），挾著政府力量擴大的憑藉，一切滿意稱心。第三，那時候他雖然做到了財政經濟的獨裁者，如德國的沙赫特（這是說他的權力，不是說他的能耐），還並未做行政院長，“總率百揆”（孔祥熙做壽的話）。他的深淺，世人未盡知。
接著，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興“（這是一個什麼人送孔的壽聯），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貪汙之名，然比起孔來，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凱時代所用的財政人員，如周自齊周學熙皆謹慎的官僚，並沒有大富），上行下效，誰為禍首罪魁？於是宋氏名聲頓起，“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試想當時宋未上臺前兩年中重慶的街談巷議，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參政會，會場中的人，擠得風雨不通，連窗子外門外都擠上千百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對他是怎麼樣熱望的？稍有常識、稍知檢點、稍通人情，何至於弄到今天，弄到國人“欲得而食之不厭”；而國家受他這樣的摧殘，不自愛的人，實在沒有過於他的了。他在美國時，國人苦於孔祥熙，所以寄望於他，當時國內的一般人，總以為他對美國有辦法，對經濟有辦法，而當時自美回來的人，頗說他在美國弄得一團糟，對經濟不會有好辦法，當時的人因為希望太渴了，還多不信，現在久已百分之萬的證明了，還不止於此呢！
說他這幾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國家人民也隨著他走下坡路的損失，真是寫不盡，我也不屑寫，只把他最荒謬之點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黃金政策。他上臺最初一件事，是給以前買金子者一個六折，這中間，有小公務員、小資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資本者。當時《大公報》還是有條件的贊成，我也一樣，寫了一文，載《大公報》，強調政府在戰時可以徵用私人的資本，但須用累進的辦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戶。前者的原則是，國家為戰爭籌款，必須有錢者出錢；後者的原則是，擔負不能在窮人身上。現在想起來，王芸生先生和我，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進辦法，在參政會並且屢次提出過，我們強調他更改，財政當局說，大戶買時化小戶，無法子分，爭執不得結果。假如照那時他的說話，已買者尚可收回，未買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來，有一天拋五頓，經常是每天幾千條或幾百條，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貿易”的原則！然而試問，如果今日如此“自由”，當年何必“充公”？金價的波動，尋常百姓是吃不消的。雖然各處集到上海的遊資許多不易查考，然而一買幾千條的大戶是誰，豈皆不能查出？報載最近風波之掀起是山西幫，傳說是孔宋鬥法，二公本無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屬、一大組合（如美國報所說：“SoongCombine”“KungCombine”而無從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銀行賣金子的鐵幕何不可以為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揭開？我們國家是不是一個金子國，取之不盡的？如其不然，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吸收遊資？是不是能和整個經濟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後，何以善其後？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則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車之“充公”是，則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縱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無辦法、無見識、無原則。子子孫孫要還的黃金債，他這樣子玩，玩得領導物價，不特不足平抑物價，反而刺激物價、紊亂物價，至少說來，他是徹底失敗了。
二、看他的工業政策。抗戰勝利，他宣言曰，後方工業，無法保持，這是事實；但總要仔細檢點一下，哪些確有設備、哪些只是玩花槍，分別情形，檢好的收買其設備，所以答其贊助抗戰自滬遷川之熱誠，這也不是太難的事，正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然而他一筆抹殺，不分青紅皂白，於是共產黨大得意，高喊民族資本家。所有收復區敵偽的工業，全部眼光看在變錢上，有利可圖者收歸“國有”，無利可圖者“拍賣”，於是工廠一片停止聲。去年一年，上海小工業，停頓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決。他為政府籌款，辦中紡公司之類，只要辦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鬧的，也是要分贓的，不出代價，又借流動金。然而一般工業在水準上者總須加以維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視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連好帶壞一律不問，政府是有責任的。這是失業的問題，即最嚴重的政治問題。他毫無根本辦法，聽說新任經濟部長，本有一個“收購成品”的計劃，如生產局。他置之不理，僅僅貸小款，這是把錢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還糟，他們拿去；好的屯積，壞的又是黃金美鈔，搗政府的亂。省小錢於前，花大錢於後；忽關頭於前，無所措手於後；治病的辦法不做，添紊亂的辦法做去。年前年後，一切一躍一倍，最近一躍幾倍，還不是更要多發鈔票？聽說他在做了行政院長後，第一次出席院會，說：計劃不必行者，即不付錢，減了還是費錢；計劃可行者，不必減他錢。這是神智開朗的話，何以行起來並不如此？為少用法幣，抓得緊，是對的。然而要有經濟政策，使人不失業；無經濟政策之財政政策，是玩不轉的。發大票子，專選年關，出口加補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無常識，後者毫無知識。再由他這樣下去，三個月後，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今天連資本家也有許多同情共產黨，開萬國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這樣子的，人民不必說了，他心中反正沒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對外信用。美國人有許多話也是亂說的，但嚴重的話，出於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個明白，為國家留體面。麥帥的經濟顧問，說他如何如何，他憤然“更正”，那個人又說，宋如不承認，我舉出事實來，所謂（Soong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響了。又如美國紐約《下午報》說他把聯總送中國醫院的調節溫度器幾架搬到自己家裡，這幾件東西究竟在哪裡，他也不弄明白。諸如此類，我實在不忍多說下去。大凡一個上軌道的國家，一人縱經商，一經從政，須擺脫商業，英國制度，不特閣員如此，即一個下院議員（上院是無作用的“辯論會”，故無此限）如其公司與政府籤買賣合同，其議員資格自然無效。偏偏孔宋二公行為如此，公私難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以直道使人，雖勞不怨”。國家困難，上海經濟難維持，假如自己有清風，仍舊可以有辦法的，辦人也可以取諒於人的。自己無代8vestedinterest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當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會廣泛提議，如立法院、如參政會，以及一切人民，都該徹底調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國外，所有豪門權族之“企業”是些什麼內幕？他們的營業範圍如何？他們的外匯得自何處？
四、看看他的辦事。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長都變成奴隸或路人。一個主管部的事，他辦了，部長不知，看報方知之。真正偏勞得很，各部長建議，置之不理是最客氣，碰釘子更尋常。這是他有興趣的部。如無興趣的部，則路人相待，反正要錢無錢，說話不理。他可以說，行政院不是由他組織的，這也是事實，然而如由他組織，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辦事，總是三幾個秘書，在上海，總是三幾個親信，還有他的三幾個“智囊團”，行政大事盡於其中矣，國家命運如此決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兩類：其一類為敵人，即現行的敵人和潛伏的敵人（potentialenemies）；其一類為奴隸，中間並無其他，所以他管到哪個機關，那個機關的長官便是他的奴隸。至於一切其他人，他都不願見，見亦無可談，開會不到，立法院參政會請他不來；至於人民請願，更不待說，見人傲慢而無話，似乎奴隸之外全是他的敵人。這樣行政，豈特民國“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國專制又何嘗可以，只有中國是他的私產，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有美國人說，看他交結的是些什麼美國人，便知道他是什麼人），是絕不登大雅之堂的。至於他的態度，舉兩件一輕一重的事為例：他大可不請客，既請客，偏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夾菜，此之謂喂客，非請客也。勝利後第一次到北平，時常在某家，一日，大燕會，演戲，文武百僚地方紳士畢集，他遲遲而來，來的帶著某家之某人，全座駭然，此為勝利後北平人士輕視中央之始。因為當時接收笑話，尚未傳遍，這事我只可說到此為止。在高位者，這些是要檢點的。
說他不聰明吧，他洋話說得不錯，還寫一筆不壞的中國字（我只看到報載他的簽名）；說他聰明吧，他做這些事，難道說精神有毛病嗎？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
各報載，今日之黃金潮是孔幫與他搗亂，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幫不與後任搗亂？後任未必行，即行，四行在幾種勢力下如何辦事，何況另有他法搗亂？所以孔幫宋幫走得遠，也許還有辦法。因為假如整頓財政經濟，必須向這幾個最大的“既得利益”進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是最客氣的辦法；“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辦法。我虔誠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共產黨最歡喜孔宋當國，因為可以迅速的“一切完了”。然後他們就到南京了，蒙古“混同”時代的版圖就要如樣出現了。國人不忍見此吧？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世紀評論》第七期，1947年2月）
附錄二
宋子文的失敗（傅孟真）
上期的《世紀評論》，有我的一篇論宋子文的，和本期同日出版的《觀察週刊》，又有一篇我敘述孔宋二家豪門資本的若干事實，在鐵幕縫中透出來的事實。連同這一篇，共計三篇，盼望發生興趣的讀者，取來全看，因為大體上沒有什麼重複。
論宋子文必須論到孔祥熙，他倆雖然是對頭，然而確是今天悲劇裡的雙扇活寶貝。以下所論，有好些是孔時開端，並且走了好遠的。
孔宋失敗的第一個原因，由於他的“清廉”程度，孔則細大不捐，直接間接，宋則我生你死，公私一齊攪亂來把持；前者貪慾過於支配欲，後者支配欲過於貪慾。雖然形狀這樣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點，從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說一件，就是兩個人絕對是以買賣為靈魂的，絕對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種形態的自由買賣，尤其顯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買賣在公。抗戰時期，孔當政，大家要管制經濟，孔連說不行、不行、不行，是要管制，還有買賣嗎？沒有買賣，還有國家嗎？……諸如此類。等到蔣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得兇了，他是官僚派，也說管制，但心裡全不如此，面從背違，弄得一陣一陣紊亂。最後還說，你看，原來不該管制的。美國人借我們一批黃金，本是救濟財政危機的，一到他手，便成他的續命湯。他拿來一文不值半文錢一賣，有錢者皆大歡喜，強心針成了剌激物價市場的擾亂品。黃金如此，外匯亦然。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買賣的。相信國家的錢不該給人的（這倒是對的，可惜不一般應用），自己有興趣的事和人，卻另當別論。他的自由買賣的原則，在理論和實際上是這樣：（一）中國人談不到管制，凡談管制的都不是財政政策。（二）理想的財政經濟，是Soundbusiness，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共和黨的觀念。（三）自由買賣在我是絕對的，我愛買你的什麼，你便須賣什麼；我愛賣國家的什麼，我就賣什麼。（四）財政政策必須基於經濟政策之觀念，他是沒有的，而且他根本沒有經濟政策，只是對外買賣，我來控制一切外來物資和錢鈔，無論是買的、借的或捐的。在這樣的理論和實際之下，今天的財政現象經濟現象是必然的。平情說，自由經濟，在中國不可能，因為並不是企業發達的國家。一切都管，在中國也不可能，因為中國並沒有社會組織的經驗。在戰時、在今天，最好是乾乾淨淨的堅強不移的管制幾項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盤自由，一面也不要樣樣管制。偏偏孔宋那樣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論者，又妄向蘇聯的辦法看齊，忘了國體社會全不同，適足以助宋之自信與藐視。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學”失敗了。但是，你趕著驢兒去做水牛的事，行嗎？
財政政策必須以經濟政策為基礎，沒有經濟政策的財政政策是無根的。無論宋與孔，有經濟政策嗎？接收日本工業，應付淪陷區工業，無論官營民營，總要不讓他大家關門。因為他只想收入，不想經濟，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紡）便任其死滅，經濟走了絕路，財政必然也走絕路的。當勝利後，後方工業家要求這個那個，大都也是想分贓的；又有些人要分敵偽工廠，也是為私的，宋子文不給他們，可以，但須拿出一個辦法來。這辦法並不難，就是不要拆散日本人的生產系統，使各單位不存在，也不必組大托拉斯，如中紡。由政府收購其製造品，貨有定價，樣有標準。這當然選擇若干主要的工業，不是一切都買，而且不行的廠也可天然淘汰。這樣也許有貼補性質，但比起貸款來好得多。因為貸款不特不足以助工業的生存，反而助長囤積，助長黃金外匯的投機，這次黃金潮，其中用來的資本，不少國家行局借出去的。收購成品自然賠錢，但工業家維持著，能吸收遊資，不會一翻幾倍，弄得連印鈔票都不夠本。總而言之，只要工業能吸收遊資，多發鈔票影響小的。如不吸收，乃至根本崩潰，遊資必使物價一翻一翻的轉去。1923年沙赫特能把德國崩潰的經濟轉捩來，還不是在工業上著眼？他對於工業，漠不關心，真正到極點了，就是連印鈔票的工業也不在乎。鈔票要送美國印，因為要“好看”，其實土印鈔票在今天價值上也夠“好看”了，也許國貨鈔票貴，但總省了外匯，又省了運費保險。他對於正當用途的外匯是緊得可怕的，但是對於他發生興趣的外匯，他又滿不在乎。又如久大永利的工業，是些規矩人辦的，是很替國家爭面子的，因為他無利益，不予協助，反而摧殘，這等於摧殘國民經濟。問題是這樣，如果永利投到建設銀公司的門下（宋家的托拉斯神經中樞），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對於經濟無知與私心，是使中國經濟非總崩潰不可的。經濟崩潰了，還有什麼財政？
現在姑且舍經濟而論財政。財政是要多收入。中紡公司的組織，原與國民黨歷來標榜的口號“輕工業民營”違背，他的說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輸政府一百億，全年一千二百億，今年列的數字是每月三百億，全年三千六百億。社會上估計，去年盈餘是一萬億，我們姑且說，一萬億之百分之八十八雖不歸國，也還歸“民”，“藏富於民”，也還是好的。我們就聽他這樣說吧，“民”哪國哪，只要賺錢便好吧。然而仔細看看，何嘗有賺錢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價結外匯，在中紡，利益極大；在國家，擔負好大外匯。第二、機器（一百五十萬錠子）全無代價，房子生財全是拿來的。第三、補充機件，外匯取之裕如。這樣算賺錢，以裕財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為他的收入之益，遠不如為他外匯擔負之害。中紡成立“賺錢”後，大家繼續吵，他於是將計就計，說兩年後改歸民營。兩年的說法，算到今年底，即應實現，他的妙法來了，不是各廠合理的分開標售，而是作為一個整單位出售，那麼就是說，他的建銀又來伸手抓住了。試問這樣大組合，用人行政由於他，除非他自己或他一派，誰敢來投資？大凡托拉斯之組織，總是拿別人（小門小戶）之錢，做他自己（豪門大戶）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絕對控制，事實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開來賣（公正，不折扣），有人出錢，因為這是利之所在，可以收攏法幣遠在黃金之上（詳下）。一百五十萬錠的大組合，世界上還未有，合起來發股票，人存戒心，誰來捐款？這個股票說，和他要接收德商顏料商標，是他目前的兩個大陰謀，仍是那些由經濟委員會而中國銀行而姓了宋的故技（看《觀察》所栽一文）國人要事先嚴防，擊碎他，更該是清算他的建銀。
絲、毛、麻三種紡織工業，均為輕工業，照理也應歸民營。勝利接收後的毛麻工業，均歸中紡，而絲則單獨成立中國蠶絲公司，仍是國營。所以未被人注意者，因為中蠶未如中紡之賺錢。
假如今天把中紡各單位合理的分開標售，不許人憑勢力要求減價，自己也不染指顛倒其辦法，則一百五十萬錠可以收回法幣之數，大有可觀。這是吸收遊資最省事的一法，這數比黃金好多了。假如我們估計黃金原來共有三百萬兩，現在還剩了一百五十萬兩，這總算對政府很恕道的估計了。又假如一兩等於五十萬，也是比今天掛牌高的兌率了。那麼一百五十萬兩全賣了，也不過收回七千五百億，能當預算幾何？遠不如嚴格的認真的分賣中紡。
現在說到最嚴重的關鍵了。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抗戰期內，外匯為一與二十之比，行了好幾年，直到勝利後，比起實際貨幣對外價值，相差極巨。戰後初定為兩千二百，復又改為三千三百五十，也遠不及實際價值。戰時黃金售價仍僅萬餘元，後改為二萬元，又改為三萬五千元，戰後乃至十萬、二十多萬，維持極長的時期，並且永遠維持著比物價便宜很多的水準。這樣辦法，孔行於前，宋繼於後，二人雖不對，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這樣辦法之禍國，有直接間接兩面。直接的說，這樣低價的外匯，很少一般人所能買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須有力的始能購得，因為經過“審核”的。權貴勢力愈大的，收購的愈多，這樣便宜法，最便宜權貴。好多年來，因此不知道消耗了多少萬萬美金，紐約的中國貴婦隨身首飾，有的為美國銀行家羨慕。連帶著，黃金又消耗到這個程度。這都是我們子子孫孫的債，這也是盟邦為我們打仗的借貸，我們在二公這樣辦法之下這樣消耗了。還有間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戰前一元等於法幣三元三角許，後來美金也稍貶值，今天美國生活指數也上漲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這樣算來今天一塊美金在中國的購買力，應當等於戰前法幣至少二元五角，實尚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數是萬倍，其實何嘗只此，美金一塊的購買力，應當等於二萬五千倍，即法幣二萬五千元。然而今天定為一萬二，大家還說太高；這是太驟，不是太高，三萬也不為高。美金如此，金價亦然，因為兩者有聯繫。在這樣外幣賤、國幣貴的情形下，入口極易，出口極難，一懸數倍，簡直要斷絕中國貨的出口，大開外國貨的入口，豈特入超而巳；簡直要一個是無限大，一個是零，這真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了，何年恢復，真不可知。誰開創這個局面？孔祥熙。誰繼承這個遺志？宋子文。他倆這一招，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我盼望研究經濟學的人，多檢討檢討這個問題。
再說工商貸款，工款可貸，商款原是不可貸的。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假如認真實行工貸，必須適應工業現狀，設法一貫予以維持，嚴格是可以的、應該的，“十寒一曝”則一曝也是白費。政府的四行兩局的工商貸款，幾乎全為有力之人獲得。這所謂有力之人，當然這派那系，大大小小，絕不止孔宋二行，中國的惡勢力多著呢，規矩的工商業還有幾許？有也在被摧殘中。照道理，貸款應給有希望、有成績、有作用、有信用、能自身規矩的工商業，尤其是能這樣而環境上受窒息的。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舉一個例：在今天各業蕭條倒閉之中，只有紗廠無限幸運，年底職員分紅以幾百個月計，絕無貸款之理，然而某申紗廠最近竟獲得政府二萬億之貸款。反之，不能維持的工業，政府絕少救濟。唯有權鬥、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此雖不可一概論，絕大的成分如此。去年年終工商業貸款，幾乎無人不知全供收買黃金之用。這也難怪，試想一工業或商業，全年都受荒謬的高利貸和荒謬的低匯價之壓迫，生產機能巳萎縮到幾乎不可救藥，年底忽然得款，過年漲價可必，如以投之於本業，絕無利可圖，不買黃金幹什麼？這些現狀當然不由孔宋二氏負全責，然而他們的責任是很大的。
說不完，寫的已經太多了。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也有人說，今天的經濟，由於共產黨作亂，當然共產黨是要把政府拖垮的，是要立即取而代之的，是不惜徹底破壞中國經濟的。但，對共產黨何必寄希望，難道要他幫助政府嗎？問題在政府何以要自己搗自己的亂？孔宋的這些辦法，達到毀產的目的，和共產黨的拆路燒城，效果全無二致。唐朝的秕政，是和黃巢相輔相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張李相輔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產黨莫大的本錢。還是先檢討一下自己吧！（《世紀評論》第八期，1947年2月）
附錄三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傅孟真）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滋泥”，這句俗話正是今天中國的現狀。“滋泥”是勞苦大眾，蝦米是公教人員，小魚是小生意人，大魚便是大資本家。
但，大魚也分好多類，有三尺長的大魚，不堪鯊魚一擊；有鯊魚，不堪長鯨一擊。今天長鯨有兩個，皆憑藉政治成就；在生長中的還有幾個，要看後來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鯨魚腹中之勢。
“官僚資本”一個名詞是抗戰時候的產物，還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當時的中心對象是孔祥熙，現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絕不當忘了孔祥熙。現在我解釋這名詞一下。
現在必須分辨三件東西：第一，國家資本。國家資本的發達是走上計劃經濟、民生主義、溫性的社會主義必由之路，所以如果辦得好，我是百分的贊成。這些年國家資本相當發達，但內容和表面大不相同。從表面說，鐵路除中長為俄有外，幾全是國有（除去宋家與洋人要修的成渝鐵路等）；航業則招商局，壓倒一切民航；航空號稱民營，實是國家資本；主要的銀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它貪汙。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英國現在工黨所行的社會主義政綱，好多我們已經實行了，例如鐵路、銀行、主要工業之國有，我們都做了，而結果不特愈弄得去社會主義愈遠，而且去任何有效政體、像樣社會也愈遠，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國家資本之基礎觀念上。
第二，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在中國真發達極了，上自權門，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經營的公務員，為數實在不少，這幾乎包括中國的資本階級及上等布爾喬亞。西洋的布爾喬亞總是投資在股票或債券上，中國工業不發達，已有者又破產，誰玩股票？債券是靠國家信用的，今天還說得上嗎？中國過去官僚總是投資在田地，今天田地是個大累贅，誰肯？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第三，權門資本。權門資本本是官僚資本之一類，然而其大無比，便應該分別看了。這些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它的官僚資本。為所欲為，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為了解所謂Sound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走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其效能與注重工業遠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過之。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曾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真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裡，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卻有事實證明。利則歸己、害則歸囯者，例如某某幾個私家銀行，在戰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維持，兩三年前他准許這幾家銀行退還官股，以當時一元當戰前一元！所有這些銀行在收到官股後所獲的利益都不算了，這簡直是拿國家的利益，直接的、毫無掩蓋的送人；其實並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為其中某某幾個銀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機不密，為若干參政員所知；於是參政會大鬧幾陣，“此說作罷”，但真正罷了未罷，以後誰來查過？至於扒手之說，絕不冤他，即如中央銀行國庫局案，人證物證齊全，雖說政治上使其擱著，因為已經“退還”（試問小偷強盜退還贓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並未完結，因為原告並未撤銷。所以他如以我為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薄公庭。言歸正傳，我們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這與經濟無關之人。辦這樣事，哪有不嚴密的呢？然而八年參政會已經鬧出那些事實來，鐵幕也有漏縫之處，然而漏縫之處究竟所窺有限了。其實人既活著，即不留心，也不能無所見，請看揚子公司，進口那樣好，他結外匯何以那麼容易呢？資產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錢嗎？若說“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搶斃的故海軍上校劉乃沂答辯的理由），我看，這些年來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滿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辦法。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戰前也曾吸收過若干社會上認為可以有為之人，上海的“高等華人”戰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國民黨整天談“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國營”……宋子文做了國民黨的沙赫特，儘管他相信他的soundbussiness，也應該稍許有個樣兒，然而完全與這些口號相反的。
不談國有國營則已，要談則第一件要國有國營的便是公用事業（Publicutilities），偏偏我們要“宋營”。現在全國電氣事業，除冀北由資源委員會接收外，其餘均非國營，而且走上了集中壟斷的路。如戚墅堰電廠（壟斷京滬之間）、首都電廠以及武漢之既濟水電公司等，均為建設銀公司所有之揚子電氣公司經營。人人皆知建設銀公司姓什麼。
煤礦在原則上亦應由國家經營，因為它是動力的來源。中國煤礦除勝利後在東北及熱河接收者外，皆非國菅，北方的多為北洋軍閥官僚所菅，本是國民黨北伐時打倒的呼聲之一。現在揚子江東區之唯一大煤礦，即淮南煤礦，也是建設銀公司所營。最近江西之鄱樂煤礦，又為建銀所買到。四川某煤礦，又以另法支配。現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經定了，北洋軍閥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誰買，是可想的。
說到這些事，煤礦、電廠，本由張靜江先生之建設委員會而來，當時是國營，因為建設委員會是等於政府一部的。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說到建銀，由一個美國人來華造計，原為吸收外資的，尤其是美資的，美資並未吸收著，定了一個不利的成渝鐵路借款。本來是官股，許私人入股。現在我不知道還有幾分官？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以上的這些，政府若對得起人民，該去清算的。
難道宋子文不談國營嗎？他是談的，現在有他的資源委員會。辦資委會的人，確也認真辦事，絕不能說貪汙，然而賺錢的事業既已“另有辦法”，看看他的事業單子吧！東北工業，在那樣情勢中——撫順毀壞，北票不安。銅、鐵、電氣材料、機器，無一不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所以這些國營，只是“國賠”而已。資源委員會也得設法自食其力，於是經營到臺灣糖（專利）、自行車、肥皂、蠟燭……資源二字定義如此！
宋也“為國家”營了一件“賺錢”的事，就是中紡公司。那些反對他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戰工業或非工業家”），又請流動金的，並不可取，然而他營的成績如何？號稱去年一月一百億歸政府，今年一月三百億，算是賺錢了吧？然而想想，一百五十萬紗錠，全無代價，一切生財，是接收的，美棉用官價結，數目那樣大，消耗外匯那樣多，如是報效政府僅僅此數，真是得不償失，這叫賺錢嗎？說是平抑紗價嗎？又不然，紗布價在生活必需品指數上為先鋒。他又說了，中紡只佔百分之四十，商家漲了，他無法控制，這真左右前後均不能自圓其說了。年底分紅那麼大，是有益於國？假如當年把這一百五十萬錠賣了，不白送人，法幣回籠，要比黃金政策多得多，紗價還不是一樣高，反正他自己說他不能控制。還有一妙，因為“人民”為此事吵死，他又說，將來發股票賣給人。假如分開賣，有人買的。現在合成一個托拉斯，他捷足先登控制著，誰來買他，買就是捐款給他，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談麼？
這樣說下去，多著呢，今天止於此。現在說結論。
豪門資本這樣發達，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這樣子，太慘了（雖說是日軍閥做禍首，然財閥如不發達，軍閥無能為力）。他們還是幾代（從江戶時）辛苦建立的，不像我們的這樣“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歡迎孔宋當國者，只有一派人，即共產黨和他的尾巴，因為二氏最可使中國紊亂的。我們不願我們的國家成五胡十六國、成外蒙古，我們實在不能歡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垮，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他的自由買賣，徹底失敗了。頂好的說，你總不能用甲思想做反甲思想的事，何況他的思想是由於他的vestedinterest？
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為他聽到公園裡蝦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們必須清算十年的事物，哪些是公而私的，哪些是私而公的。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我在參政會如此說過。有些報紙說我說，二家財產夠國人過一年美國人生活水準，那是他們說的，說過與不及一樣壞）。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你們饒國家十五年，給一個喘息的機會吧。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有朋友問我，你說孔宋不好，張嘉璈何如？我說，何止張嘉璈，連那些“自由計劃經濟家”、無知低能的“民生主義哲學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對於過去的萬忍不住，對於將來，我並是“政治經濟病菌學”專家。
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第一卷第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觀察》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3月1日）
誰刪減了《吳鐵城回憶錄》？
吳鐵城跟孫中山小同鄉，清朝光緒十四年（1888）生。二十歲畢業於九江美以美會所辦的同文書院。由於林森的介紹，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九江響應，組織軍政府，出任參謀次長兼外交總長。民國元年6月，隨孫中山北上北京、西去太原。二次革命失敗後，去日本，入明治大學學法律。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去檀香山主持黨務，並做僑報主筆。1916年回國參與討袁。1921年任大本營中將參軍，後來擔任香山縣首屆民選縣長。1922年孫中山命他掌領廣東省警務處，併兼省會公安局長。1924年協助蔣介石敉平廣州商團變亂。1926年任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1932年任上海市長。1937年任廣東省主席。1940年任海外部長。1941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1945年當選立法委員。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1953年死在臺北，活了六十六歲。
吳鐵城既然有上面這些顯赫的履歷，幾十年來國民黨的內情，他自然所知獨多。國民黨做的壞事，他也無法置身事外。例如他擔任上海市長任內，就身兼淞滬警備司令，他的下屬軍法處長陶百川，固殺人不眨眼者也，蹂躪人權，遠比今日維護所謂人權還起勁得多，但吳鐵城卻放縱陶百川，只此一例，即可概其餘矣！
吳鐵城晚年，寫了《四十年中國與我》，就是《吳鐵城回憶錄》，以為豹死留皮。他死後，他的兒子吳幼林、吳幼良，以一冊線裝本的《吳鐵城先生回憶錄》分贈友好。其中只有第一至第六章。第七章以後至第十四章，則只存章目，不見全文。目錄前有說明說：“鐵城先生回憶錄，因病中輟於此，以下各篇，章目雖具，文字則尚未撰寫。”這個線裝本，後來由三民書局改排成《吳鐵城回憶錄》行世，書中加了1968年2月吳幼林寫的一篇跋，中說：“先君生平治事敬謹，即其所撰回憶錄亦復困思衡慮，一字不苟，以資料大多散佚，往事只憑記憶，思索恆至終宵失眠，其時體力已不健，遵醫囑暫時擱筆，未幾即謝世，回憶錄預定共十二章，節目俱備，僅至五章而止，未能終篇，至可憾也。”這段話至為可疑。因為吳幼林說“僅至五章而止”，但是已行世的回憶錄明明有六章，多一章是怎麼來的？吳幼林又說“預定共十二章”，但是目錄中連存目明明共有十四章，多兩章是怎麼來的？可見吳幼林所說不確。
我是神通廣大的歷史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居然被我搜集到有關《吳鐵城回憶錄》的殘卷，其中居然留有第十二章中第三節“初次行憲”一篇稿本！由此可見，吳幼林所說“僅至五章而止”的話,是不確實的；已行世的版本中所說，第七章以後“章目雖具，文字則尚未撰寫”的話，也是不確實的。既然明明有第十二章第三節的稿本流入李敖手中，又安知沒有別的稿本呢？
在我搜集到的殘卷中，內有許多張群的親筆改稿，也有吳鐵城及他人的改稿，從改稿中，可以看出不少耐人尋味的痕跡。例如第六章“虎門幽居”中，原文是：”蔣校長當年為應付艱難局面，以臨淵履薄的心情，維持國共合作局面。”但在改稿和已行世的版本中，“國共合作”的字眼，全沒有了。至於“虎門幽居”中，根本不敢提蔣介石下令關他，我們就更不意外了。
我的綜合感想是：吳鐵城生前有臨淵履薄的回憶錄多篇，目前已行世的，不是全部，因為比他更臨淵履薄的人士刪減了它。這些人不敢說真話，從他們口中瞭解真歷史，可有著好大距離喲！
1988年12月16日
附錄
《吳鐵城回憶錄》在李敖手中的佚文
初次行憲
民主政治是歷史的產物，無論歷史的曲線繞著怎樣的彎兒，結果還是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總理奔走革命之初，即以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相號召，到了辛亥的那一年，中華民國終於誕生下來。惟是專制政體雖然推翻，而專制遺毒尚復瀰漫全國。接踵而來的，為袁世凱的稱帝，張勳的復辟，和多年來軍閥割據，形成無數的小朝廷，中華民國僅存一個虛名而已。
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貫徹了總理遺志，掃除了軍閥，統一全國，按照總理所手訂的建國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逐步施行。原冀由此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無如時運不濟，內憂外患，相繼而至，憲政施行，直到民國三十七年的春間，才得在首都的南京正式揭幕。
中國經過四千多年的帝王專制，人民生活，已養成與政治脫節的習慣。雖則經過國民黨幾近二十年的訓政，以本身未能善盡訓政的職責，但人民厭棄政治的積習，尚未改變過來。所以到了實施憲政的時候，不惟人民對於民主政治，一切都感到生疏，即正在執政的國民黨，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夠使行憲大政得到圓滿的結果。
訓政與憲政
談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實施憲政的基本條件，實在令人感到空虛。比如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中所列舉的六個要項，沒有一項切實做得完善，像這樣毫無基礎的中國，實行憲政，幾無人敢於置信。
國民黨多年的訓政，真的使人太失望了。到了對日抗戰的後期，無論黨內和黨外的人士，大都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希望在行憲中，促成國家的進步。記得總理的老友陳少白同志，在抗戰首都重慶，有一次和我談到國民黨的訓政，他以幽默的口吻說道：“國民黨的訓政，真把國民黨本身和全體國民都‘馴正’了。”廣東話，“馴正”與“訓政”同音，“馴正”兩字，是表示死人睡正了的意思。這一句傷心話，可代表了多少人對國民黨訓政的觀感。
為了應順全國人士當時的要求，國民黨總裁和國民政府蔣主席，乃於抗戰勝利的翌年——民國三十五年的夏季，在首都南京，召集了制憲的國民大會，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予以公佈，並規定於一年之後，實行憲法之治，成立行憲政府。
依照已定的時間表，民國三十六年該是行憲的時候了。惟是當時的情況，共產黨的武裝叛亂，日形擴大，政府正在積極進行戡亂工作，在這個時會，應否實行憲政，國民黨內部，便又發生了爭論。
蔣總裁為傾聽黨內同志的意見，召集過國民黨的幹部會議，詳加研討。當時孫科同志的意見：民主憲政，是總理革命的政治目標，總裁亦曾向全國同胞發出於抗戰結束後兩年內，還政於民的諾言，為維持黨的信譽，實現總理的主張，及時施行憲政，乃無可懷疑的事情。邵力子的意見：在政治協商會議破裂後，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團體，已聲明不參加制憲和行憲的國民大會，茲復宣佈行憲，將促使國內政治分裂的加深，延長中國的內亂。另外白崇禧同志的意見：以為政府正在動員戡平共產黨的叛亂，在此軍事時期，應先力求政治上的安定，俾舉國上下，全心全力來對付共產黨。最後經蔣總裁決定，仍依期實施。
選舉指導委員會
當決定行憲之後第一個所遭遇到的課題：是各民意機關的代表如何產生。依憲法中規定，民意代表中，有國民大會代表、有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除監察委員由各省市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外，其餘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都是由各選舉單位的選民直接選舉的。國民黨為貫徹其一貫對中華民國的保姆責任，在黨內成立了選舉指導委員會，在政府成立了選舉總事務所。選舉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的我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和兼中央甄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關係，由總裁指定我來擔任。政府的選舉總監督，由內政部長張厲生同志兼任。
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定額為二十五人，先由中央甄選委員會遴擬加倍人選，呈由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我是甄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方面感覺到在初次行憲的機會，對選舉具有決定性的選舉指導委員會，各方勢必表示關切。另一方面，深知道黨內人事複雜，非將複雜的人事調和起來，很不容易達成這個任務。因而在遴擬加倍人選當中，包括了黨和團的重要幹部，幷包括了可以代表方面的重要角色。呈到常會的時候，很順利地就決定下來。事後曾有人批評這張加倍人選名單，是極富現實學問的作品。
選舉指導委員會成立於三十六年的夏天，首先的工作，為擬訂選舉指導辦法草案。當提到常會討論的時候，各方意見紛紜，經常會推定陳立夫等同志審查，並指定陳同志為召集人。不知怎的這個重要的審查案，竟被擱置了幾近兩個月，而實行選舉的時間，一天一天接近了。同時各省市黨部已紛紛自動起來，辦理黨員參加競選事項。其在中央服務的同志，亦多接到原籍省市黨部所制發的參加競選報名表，大家都莫名其妙。我是中央黨部的幕僚長，為分明責任關係，召集了一次臨時常會，專門討論此事。時李宗黃同志發言，對審查小組的延緩進行，倍加譴責。嗣由常會責成陳立夫同志限期審查竣事，呈報常會。然而為此已延擱了許多時日，影響了選舉的進行。
當選舉指導辦法頒行之後，各省市黨部隨即成立選舉指導機構，中央為貫徹指導辦法，決定每一省市派指導委員一人，就地指導。這可被人目為是權力的代表者，以是各方對於人選的爭持，不遺餘力，幾經商論，才算派定。
依選舉指導辦法規定，凡有政黨黨籍的，統由政黨提名，其選舉法中規定的簽署辦法，只限於無政黨關係者才得適用。國民黨同志參加競選，首先須經省級選舉指導機構的審核，匯呈中央交選舉指導委員會複核後，呈報中央常會做最後決定。但為了選舉時間的逼促，未能按照原定程序進行。最後始議定改由選舉指導委員會與中央常會合並審查決定。中間又因黨方出席常會審查人數，並未佔得多數，黨方同志提議常會核定的競選候選人，須轉送中央政治委員會核備。後經孫科同志反對，謂常會比如父親，政治委員會譬若兒子，父親已自出來處理，自不必再經兒子的同意。此議一出，深博同情，而黨方、同志亦未便堅持異議了。
在我受命兼選舉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時候，深感到黨內人事複雜，為事先協和內部意見，使常會在核定候選人時，能夠順利進行，乃提請常會派餘井塘、王啟江、鄭彥棻三同志兼選舉指導委員會秘書，侯標慶、於錫來兩同志分兼總務指導兩組長。時餘井塘同志任組織部副部長，自可代表黨方。王啟江、鄭彥棻兩同志均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以鄭同志出身團部，自可代表團方。王同志久任秘書處、組織部工作，人事熟習，對各方關係比較深切。侯同志現任秘書處人事處長，於同志現任組織部人事室主任。如此安排，原擬將此繁雜的人事問題，先經他們的洽議，再由選舉指導委員會複核。後來為了選舉時間逼促，由常會決定選舉指導委員會與常會合並舉行，直接負起核定的責任，而這幾位同志，遂變成選舉指導委員會的純粹事務人員了。
核定提名的四難題
在核定提名會議中，所遭遇到的困難問題，都足令人困擾，而感到非常棘手。
第一個是讓與友黨的問題。因為自從政治協商會議破裂起，至制憲國民大會止，國民黨已承認青年黨和民社黨為友黨，保證在行憲時三黨繼續合作，由國民黨幫助友黨黨員競選成功，來共同完成建國的責任。當國民黨接受了讓與民意代表中的總名額後，青年黨和民社黨所提出的候選名單中，多有隸屬國民黨黨籍者，由是發生了黨的紀律嚴重問題。後來經過民青兩黨的爭議，謂國民黨訓政多年，規定凡任公教人員者，都須加入國民黨，跨黨問題，自不能由黨員個人負其責任。言之頗為成理，因而雖查得國民黨員而跨民青兩黨黨籍者，仍以民青兩黨黨員資格提名競選。跨黨者不予提名之議，終被打消。國民黨黨紀的尊嚴，至此受了一個深重的打擊。
第二個問題是民青兩黨成立較遲，組織發展，多在東南各省，其在遼遠省份，幾於寥若晨星。乃至在東南的選舉單位中，青年黨、民社黨和國民黨都希望在同一選舉單位提名產生的，屢見不鮮。在爭持不下的局面內，釆用了調包式的寄籍辦法。目前的困難雖告解除，而未來的雙胞案和三胞案的禍根，卻倚伏在此。
第三個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黨和團的對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同一選舉單位中，黨方希望提名某人，團方亦希望提名某人，互相爭執，各不上下。另外國民黨和民青兩黨接洽讓與提名的為陳立夫同志，某一選舉單位允讓友黨，只有陳同志一人事先知道，團方同志便懷疑：陳立夫同志有意妨害團方的提名，故將選舉單位預先讓與友黨。時團方同志盛傳陳立夫同志“暗布地雷”的說法，這可使黨和團的對立，加深了成見。
第四個問題是國民黨為中國唯一的大政黨，在行憲當中，民意機關的議席，獲佔絕大多數，是無可疑義的。但在這些民意機關中，名額眾多，如何將國民黨的重要幹部，分佈在內，使能發揮領導作用，誠屬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因而如何做有計劃的人事部署，當時也煞費腦筋。
為著有了上項種種的難題，在核定提名會議上，往往為了一個人可以討論到老半天。尤其是黨和團的兩方面，更是唇槍舌劍，互訴理由，來支持他們自己的同志，大有棋爭一子的熱切。自秋迄冬整整半年的中央常會，全部時間，都消耗在核定提名的分上，甚至夜以繼曰。許多年老同志，可受不起了。其中令人感到最不幸的，素稱健旺的張繼同志，因而患腦溢血，突然辭世，這可說是系派紛擾中犧牲的一位老者。
國民黨素來以有黨無派見稱的。在討論到怎樣進行選舉的時候，大都主張硬性提名，不惟正式的要經核定，連候補的名次也要做硬性的決定。凡屬國民黨同志，未經提名不得參加競選，經核定為候補的，也只准當選候補。這個辦法，在黨與團雙方的心目中，認為當選名額的多寡，只有在提名的會議上來爭取。至於提名的如何才能當選，殆不在考慮之中。大多數有黨無派的老黨員，被關在爭取的大門之外，其憤怨情緒，和因此而種下未來的惡果，更非所顧慮了。事後曾有人批評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失去了黨心，這一個春秋論斷，很值得我們痛心的回味。
提名與當選的兩歧
在我當初的看法，認為提名和當選是兩回事情，某一個人的當選與否，是要由選民來決定的。故我曾提出一個意見，以為要由政黨提名，最好由地方或團體的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來決定，假如一定要由中央提名，則凡在地方上或團體中富有聲望，比較有當選把握的同志，都應該儘量提了出來，讓他們在有限度的範圍內，自由競選。當選的資格，則憑得票多寡來確定。假如當時採用了我的意見，相信可能減少黨內不少怨戾的氣息，和避免後來勸讓的煩擾。
當硬性提名政策決定後，候選名單一批一批地送達選舉總事務所轉到各選舉單位公告了。而選舉出來的結果，果然有不少地方走了樣，有些原定為正式的，落選為候補，原定為候補的，當選為正式，原定讓與友黨的，卻由國民黨同志或無黨派人士當選了。怎樣來解決這些難題，以是來一套勸讓辦法。但其中有一種事實，即原定正式的，落選為候補第二名之後，勸讓辦法，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陳立夫畢竟是聰明的同志，他便提出一個補充的調讓辦法，即將原定為正式的，無論落選為候補的任何名次，用勸讓和調讓方法，仍以之為正式。其中有不聽從調讓和勸讓的，便產生了雙胞案和三胞案。
本來選舉是民主制度中最神聖的舉動，一張選票的投下，就是代表民主的精神。勸讓和調讓，在民主制度中真不知要從何說起。比如民社黨的副主席徐傅霖，系廣東和平縣人，論政治地位，他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委員，當選國大代表，是無人懷疑的，但投票的結果，當選的是國民黨員黃夢周，而不是徐傅霖。後來總算用勸讓辦法任黃夢周為和平縣長，把國大代表讓給徐傅霖，維繫住友黨的情感；但在我的心底，深感到不幸地應驗了我當初的見解。
依行憲的程序，國民大會是首先召集的，時間定在三十七年3月。當召集令公佈後，各地代表都帶了當選證明書來南京集中報到。而所請雙胞案、三胞案的代表，雖未經選政機關的承認，也自動地紛紛集中南京，組織了兩個對立的團體，一個名曰政黨提名國大代表聯誼會，一個名為當選國大代表聯誼會，日夕奔走請願，凡在中央有關機關的首長，都吃盡了困擾的苦頭。
到了國民大會開幕的前夕，聯誼會中若干激烈分子，竟自衝進了國府路的國民大會堂，攜帶臥具和食物，準備做長時間的盤踞，妨礙開幕的進行。其中最激烈的，要算國民黨員顏澤滋，他抬著棺材，表示決死的奮鬥。迭經各方調解，均未奏效。直到快要天亮的時候，我和陳立夫、張厲生等同志，才趕到大會堂，百般開解，最後許以俟國民大會閉幕後，一律發給當選證明書，所有出席代表應有的待遇，一律照給，並由我和陳立夫、張厲生等同志負責簽字，以資保證。比及天明，一場風波，方告平息，到了10點鐘，國民大會才得順利開幕。
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
國民大會唯一的任務，是行使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權。總統的候選人計有兩位，一位是國民黨蔣總裁，另一位是國民黨老同志居正。結果蔣總裁以絕大多數票，當選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第一任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原擬由政黨提名的，但在國民黨內部，就未能獲得一致的意見。因為黨內同志事先表示競選者，有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等四位，礙著情面，未能實行，後才釆用簽署方式。計當時參加副總統競選的，除國民黨的孫於李程外，有民社黨的徐傅霖，和無黨派的莫德惠。在第一次選舉中，沒有一位能夠得到法定當選票額，以是依法以前三名的李宗仁、孫科、程潛舉行再選，仍以無人獲得法定票額，至第三次依法以前二名之李宗仁孫科舉行選舉，又以票數相差無幾，未有結果。到了最後一次，依法是以比較多數票當選的，孫李雙方助選團的活動，到達白熱化的頂點了。迨開票結果，李宗仁終以比較多數票當選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第一任副總統。
一場總統和副總統選舉的熱鬧場面，至此告了結束，國民大會跟著也就圓滿地閉了幕。
立法院依法自行集會
接著的是立法委員的集會，由於立法委員的資格，在提名時所種下的惡根，也發生過與國大代表中同樣紛擾的情節，不過他們所成立的兩個聯誼會的行動，卻比較斯文得多。因為不久以前國大代表兩個聯誼會所留給人們不良的印象，終以澄清了大眾的情感。在多數人同意下，決定以依法得票多數者當選。以是立法委員的資格問題，便順利地解決了。
立法委員依規定是自行集會的，在進行組織立法院的期間，我以立法委員的資格，被推任臨時會議的主席，直至立法院長選舉之前為止。每當在和諧空氣中進行議事的時候，我深深感謝各位同志對我的溫暖和友情，這也許是我八年中央黨部幕僚長生涯中，所換得來各方的厚誼。
自行集會組織立法院的第一個課題，是選舉院長和副院長。因為有了副總統選舉一幕的經驗，由蔣總裁向國民黨的中央提出孫科同志為院長候選人，陳立夫同志為副院長候選人。孫科以久任立法院長的關係，很順利地當選了行憲立法院第一任院長。
到了立法院副院長選舉的時候，又發生了一點小風波。原因是立法委員中，有傅斯年，是無黨派關係的，他是山東人，為美國留學生，是一位頗負盛名的學者。當他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他還留在美國調理身體。青年團的幹部平日對他頗具好感，團方同志一向是不同情陳立夫同志的，當陳被提名為立法院副院長候選人的時候，團方同志即多表示不滿。至是團方同志自動起來大捧傅斯年的場，運用自由選舉方式，四出拉攏選票，給陳立夫以重大壓力。雖然選舉結果，陳立夫總算當選行憲立法院第一任副院長，但卻為政黨政治史上以同黨人支持黨外人開了一個新紀錄，而陳立夫多年辦黨的威望，也遭受了相當的損失。
行憲後立法院的職權是相當廣大的，所有政府須行的法案，統要經過立法院會議的決議，行政院長的人選，由總統提名，亦須經立法院投同意票。
行政院長的同意
行政院在行憲政府中為最高行政機關。當總統副總統選舉完畢，立法院組織成立後，最要緊的是確定行政院長的人選和成立行政院。
第一任行憲的行政院長的產生，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之中，有人主張總統所提的行政院長人選，為保證在立法院投同意票時，能順利通過，最好先由同志中的立法委員舉行假投票。這種空氣，很迅速地變成群眾性的要求。當時集中在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假投票的結果，何應欽同志得了比較多數票，而我也承各同志的推許，得了僅次於何同志的票數。因此對於行政院的成立，拖延了若干時日。其時，舊任無法負責，新任又未及時產生，一國的最高行政機關，卻成了真空狀態。而國幣貶值的狂流，復因政局的影響，加速其氾濫。各方都感到再拖下去，將釀成不了之局。到了最後，才由蔣總裁提出翁文灝，得中央常會通過，以總統名義向立法院提出，得到院會的同意，擔任第一任行憲政府的行政院長。
為著立法院接二連三發生不能令人感到滿足的事實，我即開始考慮如何來根本解除這重翳障，使黨的決策，能直接透到立法院中，完成政黨政治的使命。我當時的想法，是以建立立法院黨團來統一同志意見的。但在常會中有人提出異議，終無成就。同時立法院中的同志，已紛紛成立了小組織，為革新俱樂部、新政俱樂部、自由座談會、一四座談會、星一座談會等等。雖說同屬國民黨同志，而以過去系派成見的存在，多角形的對立，隨著小組織的產生而俱來。國民黨在立法院中反失去政黨的領導地位，這種現象終要令有心人為之不安的。
我為著黨性的驅策，終於開始我另外一個嘗試。我於商得總裁同意之後，在立法委員中發起組織民主自由社。原意想先將立法委員中不屬黨和不屬團的同志，組織起來，減少立法院中小團體的繼續產生；同時要在立法院會中負起調和意見的對立。經過相當時間，得到各方的諒解，再慢慢地走到組織黨團的路上。在民主自由社的文獻中，明顯地標榜出我們的信念和我們的主張：“以是非超黨派”“以國家民族利益超黨派利益”相號召。畢竟同志中明達的人佔多數，當我們發起這個組織的時候，參加者達二百六十餘人。其中有原屬於團的、有原屬於黨的、有素無政黨關係的、有既不屬團又不屬黨的。各方面對於這個嶄新團體的組成，多寄予熱切的關注和期待。
翁文灝擔任行政院長不久，感到局勢的沉重，決意辭職，孫科同志由蔣總統提名承之。我由各方同志的推許和敦促，參加繼任立法院長的競選。迨到最後五分鐘的時候，蔣總裁以時局動盪，政院工作比較重要，要我參加孫科內閣，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當時各方友好同志，對我放棄立法院長的競選，猶表依依之情，真使我惆悵到說不出心頭的感激，而流出了熱淚。
五院完成了
監察委員的選舉，是比較單純的，人數只有二百多人，故監察的組成，並未遭遇到如立法院的困難。很順利地由於右任同志當選行憲監察院第一任院長，劉哲同志當選了副院長。
嗣後司法院長王寵惠同志，副院長石志泉，屬民社黨，考試院長張伯苓同志，副院長賈景德同志，以及大法官和考試委員等，均先後得到監察院的同意，司法和考試兩院，很快地宣告組成了。
我自從三十六年夏天著手準備選舉時起，直至行憲政府五院正式宣告組成止，整整一年多的時間，日夕周旋於人事叢脞之中，嚐盡人間是非滋味，到了三十七年的秋天，才得鬆下一口氣來。
我的虔誠禱告
我的基本觀念，認定民主政治是歷史的產兒，它要經過長時間的養育，才得長大成熟。在這次行憲中，雖然表現出不少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但我深信再經歷史的錘鍊，民主政治終將在中國的國度里長成起來。我所以不諱言這次行憲的缺點，並願將當時的事實描寫出來，衷心唯一的希望，是要當做前車殷鑑。
我另一的基本觀念，認為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我並不因第一次行憲時的種種缺點，而對中國行憲前途感到悲觀，我卻擔憂到有五十多年唯一革命政黨歷史的國民黨，為了這次行憲而失去黨心。因為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事實。故我常虔誠禱告國民黨能及時收拾已失的黨心，把本身健全起來，繼續擔負起中華民國保姆的重任，使我們的國家，步上政黨政治的常軌。
廖耀湘殉國了嗎？
廖耀湘，湖南邵陽人，在長沙唸完岳雲中學後，人軍校，是黃埔六期高材生，再留學法國。他是黃埔六期中第一個升師長的將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打通中印公路，得青天白日勳章、美總統自由勳章、英國皇家十字勳章，是國際知名的軍人。1948年，他率十一個師及一個旅，與共軍作戰，就是通稱的“遼西戰役”，由於蔣介石胡亂指揮，以至兵敗被俘。1961年，中共放他出獄。1968年死去，活了六十三歲。
廖耀湘死後，他的部下親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將軍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1978年編印），他們在書中刻意謊言他的下場，如謝冰瑩、黃振華、陳維綸說他“殉國”，舒適存說他“被俘不屈死”，劉建章說他“終以不屈死”，何福祥說他“以不屈死”，這都是錯誤的。事實上，廖耀湘不但沒“殉國”，並且在出獄後，出任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身死之後，共產黨還為他和溥儀、王耀武一齊開追悼會呢！可見他前半生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死前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循吏！所謂“殉國”與不屈而死，都是假的。
這種刻意的謊言，在三年後，於1981年“國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續著。顧祝同當時是蔣介石特派去的“監軍”，他回憶：“在此一期間，東北方面戰局，由於共軍林彪所部對瀋陽外圍連續七次之攻勢，已使我軍處境日益艱困，兵員物資既日漸耗減，海陸運輸又相繼中斷，而我軍據點分散，每遇共軍攻擊，主力既無法轉用，應援又難於到達，以致各點孤軍苦守，終將為共軍各個擊破。國防部有鑑於此，迭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與長春守軍鄭洞國部，奮力向錦州突圍，並令錦州守軍範漢傑兵團策應作戰，先總統蔣公亦曾於9月杪先飛北平，並電召我前往北平，面授機宜，囑我飛往瀋陽，我於9月26日到達瀋陽，會晤衛立煌、廖耀湘等，傳達蔣公意旨，其後此一計劃終未能徹底實施，遂使錦州於10月15日，先為共軍攻陷；長春亦於困守九個月後，於10月19日因第六十軍曾澤生部被共軍誘降，鄭洞國親率特務團兩營，堅守中央銀行大樓，苦戰至20日午夜，致告陷落。瀋陽守軍，在錦州戰起時，東北剿總以五個軍主力由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統率於10月5日西進，圖解錦州之圍。至23日進至黑山東北地區，聞錦州已陷，乃復向東轉進，其後被共軍包圍猛擊，廖耀湘不幸殉國，戰事更形混亂。至11月2日，瀋陽為共軍所陷，僅第五十二軍一部，先期攻克營口，至是乃由海軍接運，撤退至天津，東北戰事於是完全結束，從此共軍林彪所部復轉用於華北及華中戰場，而全國戰局乃益趨嚴重。”顧祝同這裡說“廖耀湘不幸殉國”，全是曲筆也！
廖耀湘“死為共產之鬼”前，曾留下幾篇回憶的文字，揭發出不少蔣介石的真面目，看了這些悽楚的回憶，當知紀念專輯中李珍所謂廖耀湘“忠於政府，忠於領袖，甘心如此”的說法，自屬不實。
遼西戰役的關鍵，在於蔣介石不知兵。廖耀湘回憶，當時顧祝同奉蔣介石之命，到瀋陽逼他們的時候，衛立煌就說：“按照總統的辦法做，很可能錦州之圍未解，先送掉瀋陽的主力。”“單獨出了遼西，一定會全軍覆滅！你不信，我倆打個賭，畫十字！”畫十字就是立下軍令狀畫押，可見衛立煌他們在外之將的判斷，比蔣介石正確得多。1948年10月2日，廖耀湘最後一次見蔣介石時，曾提醒蔣介石，說總統你5月間說要在共產黨沒打錦州前，要把瀋陽的主力先撤到錦州的，現在要撤出主力，只有自營口撤出，“出營口連一副行軍鍋灶都不會丟掉。”可是出乎廖耀湘意料之外的，蔣介石臨陣卻變卦了，蔣介石說：“現在的問題不純粹是撤退瀋陽主力的問題，而是要在撤退之前與東北共產黨進行一次決戰，給它一個大的打擊。”廖耀湘回憶：“但我還有一件事情不明瞭，為什麼他（指蔣介石）在5月初就決心撤退瀋陽的主力以避免決戰，而現在又為什麼下這麼大的決心要與東北共產黨的軍隊決戰？我就提出問他。他怕我狐疑，決心不鞏固，在考慮了一下之後，最終說出了他內心的圖謀。他說：‘在撤退東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給東北共產黨軍隊一個大打擊，一定要來一次決戰，否則華北就有問題，將來有機會我再同你講。當大將，一定要顧慮全局，你應該顧慮到整個局勢，好好努力完成這一次任務。’”
至於蔣介石說“一定要來一次決戰”的真原因，杜聿明在《遼瀋戰役概述》中，倒透露出一些。杜聿明說：“蔣見沒人附和他的意見，急得頭脹眼紅，從沙發上起來拍桌瞪眼大罵衛一頓，然後又舉起拳頭說：‘馬歇爾害了我們的國家。原來在抗戰勝利後，我決定軍隊進到錦州後再不向前推進。以後馬歇爾一定要接收東北，把我們所有的精銳部隊都調到東北。弄得現在連守南京的部隊也沒有了。真害死人！’蔣介石堅持收復錦州之繼由此揭穿了。”“這時我反問蔣介石說：‘校長（這是我對蔣介石親切的稱呼）看收復錦州有幾成把握？’蔣說：‘六成把握總有。’我覺得蔣介石似乎老糊塗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軍決戰。為了竭忠盡力維護蔣家王朝苟延殘喘的局面，這時我心裡還有一種熱氣，覺得不能不對蔣介石講明勝敗之道。於是引《孫子兵法》說：‘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下面還有‘而況於無算乎’這句話，我怕觸怒了蔣介石未敢說出）。現在我們算到六成，只會失敗，不會勝利。’這時蔣介石有些窘態。停了好久才說：‘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復錦州？錦州是我們東北的生命線。我這次來時，已經同美國顧問團商量好，只要我們保全錦州，美國就可以大量援助我們。現在應研究如何把錦州的敵人打退，將瀋陽的主力移到錦州，保全錦州。以後我們一切都有辦法。’這是蔣介石必須收復錦州的又一個謎底的揭開。”
正因為蔣介石有這種“錦上添花”的錦州好夢，所以，照廖耀湘的參謀長楊焜《遼西戰役補述》的回憶：“10月15日錦州解放了，蔣介石還是一再催逼廖迅速向錦州前進，還夢想與東進的國民黨軍會師恢復錦州呢！”
楊焜問廖耀湘：“我們為什麼不趕快前進？”廖耀湘說：“我判斷不會出幾天，錦州就會被解決，那時我們就不要前進了。”殊不知錦州縱已丟了，蔣介石的大夢猶未先覺，直逼得廖耀湘兵敗被俘，不得罷休呢！
廖耀湘被俘前的一幕，情況悽慘。他回憶說：“我恐人多引起解放軍注意，命特務連分成小組分向各個方向警戒隱蔽。我同李濤等幾個人隱匿在一個凹地裡，一直至黃昏。入夜後，已分散的特務連這時也聯絡不上，無法掌握了，最後只剩下我、李濤、新二十二師副師長周璞、新六軍軍部一個高參和我的一個隨從副官。當晚，我決定向南走出包圍圈。行動時，我的副官找不著了，只得棄了他。我與李濤等四個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饒陽河通盤山的那條水渠。周璞因涉水不慎，躍入一個沒頂的深坑，大聲呼喚，引來解放軍巡邏隊前來搜索，這時又把李濤衝散了。最後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軍那個不知姓名的高參。我們三人再向南行動，繞過一處小樹林，那裡戰鬥稀疏進行，爾後，又繞過一個不知名的村莊，那裡也有一小股國民黨軍隊殘部，尚在頑抗，大概就是早上隨我一同向老達房前進的新二十二師第六十四團殘部。天快拂曉，解放軍向那個村莊猛烈炮擊一陣之後，就衝進去了。黎明後，發現到處都有解放軍。我三人走到了一個外面似乎很平靜的小村，一進村就發現有解放軍的隊伍，走在前面的那一個高參被俘。由於我和周璞與他保持有一點距離，此時天只微明，稍微遠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軍沒發現我二人。我們立即傍牆角隱蔽地離開了那裡。天大亮後，我與周璞鑽進田野中的高粱杆堆裡，隱匿了一天。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裡隱蔽地點休息。我們看到解放軍仍紛紛向各方向行動，待解放軍大隊過盡了，我與周璞即向瀋陽前進。但從田間小徑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勞。在途中遇到一個單獨行動的老百姓，給以重金，買了一些便衣與食物，化了裝繼續向瀋陽前進，希望在瀋陽尚未解放之時到達。行抵遼河邊，因渡河點有解放軍或民兵，久不得渡。我們旁聽路人談話，知瀋陽已解放。我考慮再三，決心回頭走，擬到葫蘆島國民黨仍暫時控制的地區去。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軍查獲。解放軍以為周璞是一個普通的勤務兵，把他釋放了。”
廖耀湘所提到的周璞，在逃出後，寫了一篇《遼西會戰經過及脫險歸來記》，附錄在紀念專輯《追隨湘公十年略述》的後面。其中回憶被俘前經過，可與廖耀湘文章參看。周璞說：“我是在戰場上最後一個與廖司令官耀湘共在一起者。……駕車待發。耀、濤公乘馬至。知東北方匪已接近，特務連無法抵抗，六十四團及師直屬則已突過先行。餘急隨二公北走。過東北方之森林附近，匪已早伏機槍密射無法通過。轉而沿河南向，以避匪彈，渡河西行。接近江家屯以南之村莊，遇匪。目擊前行之官兵悉已被俘。時耀公舉小手槍自戕，為李萬福所奪。乃急轉東北，未及千米，前行之李萬福副官被俘，再轉向南，前行之譯電組蔣組長又被俘。斯時已知四面楚歌，陷身匪圍矣。輾轉二千米間之開闊地帶，匪近則伏地隱蔽，數百官兵先後星散。及抵黃昏，所餘者僅耀公、濤公、餘與軍部高參鄧圖南並衛士十餘人而已。乃令衛士分組先行摸索。苦待良久，迄無返者。夜分時，四人乃冒險匍匐行約一千米，始脫匪圍。仍渡饒陽河東行。圖南先渡。耀、濤公甫及彼岸，驟然遇匪，星光之下，遙見刺刀閃動。餘方行至河中失足墜落深處，頓遭沒頂，亟力掙扎，兩次水流激湍，沖走十數武，幸得鄧圖南臂助，獲登彼岸。當時匪以未分敵我，棄而他去。濤公則於倉皇之中失蹤。只餘三人仍向東南行。走二里，匪軍遍佈，遇呼口令則止者數次。餘因飲水滿腹，全身冰凍，僵而未死。耀公頻以手探餘鼻孔，視以有無呼吸。鄧圖南則雲周副師長不能行矣。當時餘心尚明，知圖南有手槍。軍人不能成功即應成仁，此正捨生成仁之時，乃亟請以槍妝餘，免遭匪俘，並促其速護耀公行，而伊不忍。雖經餘反覆申明此義，伊仍只強餘行。28日天將曉，餘等皆已疲憊已亟，無法再做掙扎，信步入一村莊。匪軍以餘等系病兵，命臥一民炕休息。及三四小時後，餘已甦醒，知已身陷匪窟矣，乃亟將證件焚燬。中午匪以牛車送餘與耀公赴團醫務所，圖南則步行。餘以解送之匪兵在前數十武，車行尚緩，乃謂耀公曰：‘吾輩與其身陷匪手求死不得，不若趁機脫逃。萬一不能獲生，亦可藉此求死。’語畢，乃急促耀公躍車而下。匪兵見餘等逃，乃連發四槍。第二彈中餘右腿透褲四層，幸未至肉；第三彈中耀公右足亦未致傷。急跑約三華里，始脫，時已黃昏。遂相與避入高粱堆內。既知遍地皆匪，自念無法可脫。29日晨日出，居民以戰事結束，來拾戰場遺物。餘等乃出，懇易便服以利行動。然因居民來者益多，當時餘等金飾手錶水筆擄掠一空。下午始得一土民之助，將餘等引至大典堡以東之關家窩棚，將餘等藏一土窟。窟前即系大道，目見匪兵夜以繼日向東北行進。餘與耀公避處窟中，莫敢動彈。寒冷則相互緊握，盡力掙扎，如是達二晝夜。31日始由土民導向南行至大桑林子南之王家窩棚張德雲家，張民為人尚善。次日令土民探聽遼河道，擬偷渡遼河奔營口，二日始返。據云，已託人再探遼河東岸情形，尚須待其回信始能進行。餘慮恐久有變，力促耀公冒險急行。耀公未從，並令再探西南之胡家窩棚是否可由海道出走。職是之故，遲延時日，營口撤退，錦西易手，欲再避居亦不可得矣。乃隨耀公冒險向錦州前進，於11月6日仍由土民導行經中安堡至李三家子張姓之友人處，下午抵達。不幸是晚匪軍將至該處宿營，該民是以不允接納，並促速行，而導路之土民亦再不肯同行矣。餘與耀公置身陌道間，唯有循原路向鐵道前進。至中安堡，即為匪農會拘禁，越日即將耀公他提，餘則仍拘原處。日執訊十餘次，給高粱粥一小碗，並令來往被俘官兵相認。千方百計，恩威並施。餘則詭稱商人，堅不吐實；被俘官兵頓有舊部亦不願以真情告匪。如是者八日，匪以無確實證據，乃釋餘行。餘既重獲自由，乃間道夜走。日則向土民乞食一小碗，有時雖經三四村莊而無一肯施者；夜則稍憩高粱堆。每過午夜天候劇寒，無法支持，乃勉強行走，方位莫辨，則循北極星反行。二十餘日未嘗進油鹽，體力消耗殆盡。及後兩足俱腫爛，每時僅能行二三里矣。過綏中後，幸遇六十五團特務排之許中士，得共乘大車四十里。過前所復遇輸一、二連士兵兩人為餘貸驢車，行數十里得以縮餘行程。途中雖已歷盡人生亙古未有之苦厄，差幸精神尚足支持。23日抵山海關國軍陣地。當以證件俱無，形容枯槁，守城士兵不允進關。又轉行三十里。25日始脫萬險抵達秦皇島六十師陳膺華部，得能沐浴易裝，再做軍人。……”
廖耀湘寫回憶時，沒看過周璞的回憶；周璞寫回憶時，也沒看過廖耀湘的回憶，如今我把它們配在一起，兩相對照，雖詳略有殊，但大體一致。從對照中以看國民黨兵敗山倒時的將軍逃亡圖，真令人大開眼界矣！
遼西戰役是國共戰史中的重要戰役之一，它使國民黨軍隊完全在東北崩潰，它一舉殲滅了國民黨軍早就想拉出去的東北主力，計新一軍、新六軍、新三軍、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九軍五個軍，共十二個師，再加上一些遊雜部隊和直屬的重炮單位。廖耀湘的第九兵團全部十多萬人，1948年10月8日從瀋陽出發，28日全軍覆沒，前後只二十天，就應驗了衛立煌畫十字的判斷。這一戰役，在在都證明了蔣介石雖為元帥，實不知兵，兵團作戰，一到他手裡，就完蛋大吉矣！
1989年1月21日
你淮海，我徐蚌
1949年1月10日，一場為時六十五天的重要戰役結束了。此一戰役，共產黨稱之為“淮海戰役”，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會戰”。這一仗打下來，國民黨軍隊被消滅了五個兵團二十二個軍，共計五十六個師（包括臨陣倒戈的四個半師），五十五萬人。戰役的空頭指揮者劉峙上將，想做文天祥，可是共產黨不要他；戰役的實際指揮者杜聿明將軍，戰敗被俘，被消滅的國民黨五個兵團司令官中，兩個戰死、兩個化裝逃走、一個被俘。這樣一個丟人現眼的戰役，使國民黨元氣大傷。戰役結束後十一天，蔣介石宣佈下野，由李宗仁就任代總統；戰役結束後一百零三天，首都南京就丟了。如今，四十年過去了，今年（1989）1月10日，正是這一戰役結束四十年。1月9日的軍報上說，“國防部”核准為戰死的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設立衣冠冢，以慰忠魂”。人死了，連屍體都無跡可尋，只有在海天蒼茫之中，以衣冠遙慰，國民黨的淒涼，由此可見矣！
這一戰役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到商丘、北抵臨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在戰役之初，蔣介石派出劉峙做總司令。當時國民黨內部議論紛紛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把守；不派一虎，也應派一狗看門；今只派—豬，眼看大門會守不住。”其實，所有的仗，都由“最高統帥”越級指揮，派哪一種動物都一樣。劉峙在兵敗後亡命南洋，替老婆代課做小學教員，後來寫《我的回憶》一書，輕怨薄怒，有以申述，讀來令人又好氣又好笑。
劉峙說，他在徐州吃緊時，曾“發了一個電報給蔣公‘我不會辱及我的鄉先賢文信國公’，請他放心。同時也想到文天祥最後所留的幾句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在這時，我的三個舊部……也暗中做了準備，到時與我同歸於盡，不讓廬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後，五百年才出我這樣的一個人物做俘虜。這是以後他們才告訴我的，我認為他們真是我的心腹幹部，為我做精忠報國的準備，不料後來一紙命令，又把我調到蚌埠，當淮河西岸大軍南撤的時候，照一般作戰原則，是高級司令部先行後移，而我這次恰相反，為著鎮定人心，只留我和一個團在蚌埠，等於總司令擔任前哨。此時鐵路常斷，飛機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們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來；所以才留下這一條早已由光輝而趨於暗淡的生命，到今天來寫這篇簡略的回憶錄，實在感慨萬端！我前面說過：‘真正的生命，是建築在生命的價值上。’而今國家如此，偷生何益？一個革命軍人，縱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馬革裹屍，到頭來還難於自尋死所，其悲痛可知。”
從劉總司令這一回憶中，我們依稀看到他的三個舊部是準備把他幹掉，“強迫”做文天祥的：蔣介石把“總司令擔任前哨”，只留一個團保護他，足證也是要他做文天祥的。美中不足的是，共產黨竟放他一馬，不給他做文天祥機會，於是，國民黨的文天祥，最後只好另尋死所，壽終臺灣了。
整整四十年後重溫這一戰史，可知國民黨的兵敗山倒，早萌伏機；國民黨的偏安臺灣，洵非偶然。最有趣的是，國民黨在兵敗偏安之際，欲求一文天祥亦不可得。他媽的共產黨真不夠朋友！
1989年1月9日
將軍白髮征夫淚
今天（1989年1月10日）是“淮海戰役”（共產黨說法）或“徐蚌會戰”（國民黨說法）四十週年。這一戰役，使南京門戶大開，以致國民黨放棄“首都”，“流亡”臺灣，可見其重要。在戰役中，國民黨副總司令杜聿明戰敗被俘。多年以後，他偶有雪泥鴻爪式的回憶，讀來頗足警世。
杜聿明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提到明明是前方判斷錯誤，總司令劉峙還“趁機大事宣傳徐州‘大捷’，徐州滿街張貼標語，大放鞭炮，並向各方發出通電。到22日黃伯韜部被完全消滅後，蔣介石仍宣傳徐州‘大捷’，並派張道藩為慰勞團團長，率副團長方治、團員及中外記者數十人來徐州勞軍。……有一位記者以懷疑的口氣問我：‘這樣的大捷，黃伯韜到哪裡去了？’我說：‘黃伯韜回家休息去了。’”事實上，黃伯韜在頭一天已經打死了。參照起方治的回憶——《我生之旅》，可見杜聿明說得一點不差。方治回憶：他們去勞軍第二天，“以三元銀幣分贈每一隊員，作為獎勵，各位弟兄一面手拍銀幣叮噹作響，一面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可是到了第三天“午後2時許，杜副司令倉皇來訪，閉門低聲告以徐州已不能守。……即由小巷走告道藩兄共同守密，分別通知團員，以奉中央電令，囑兩團今晚返京，另赴其他地區勞軍為藉口，團員中尚有高興鼓掌者，餘與道藩兄至為尷尬，只得暗自悲傷而已。”——國民黨自欺欺人的慘相，竟一至於此！
杜聿明又提到他同邱清泉到第五軍司令部，“李彌、邱清泉、熊笑三等又來要求夜間突圍，我仍主張照蔣指示，10日上午突圍。大家一致認為白晝突圍無希望。我說：‘如果你要走的話，你們先走，我一個人在這裡守到底，以免耽誤了大家。’一直爭吵到10時左右，熊笑三有些憤憤不平的出去了。一時四周機關槍、大炮、手榴彈之聲大作，熊跑回來對我說：‘已經打到司令部來了，要下決心。’接著他撕了一把白布條拿在手中。我聽到槍聲炮聲只是一邊響，這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說：‘這是你們部隊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為什麼這樣？’熊不肯去，邱似乎見我看破了詭計，就說：‘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槍炮聲停了”。——國民黨軍頭們在危難之際，竟不惜製造假情況來嚇唬副總司令，要他同意他們的逃跑方式，這種戰場妙事，真古今一絕也！
杜聿明回憶：“我始終認為突圍是下策，不會成功的。坐戰車一個人走還有可能，但是遺棄官兵，落得萬人唾罵。”因此他不肯像胡璉一樣坐戰車逃亡；另一方面，蔣介石為了表示珍惜部下與將才，也派過飛機去接他出來。據馮亦魯《徐蚌會戰見聞錄》：“當局為體念杜氏之病體辛勞，曾派機師二人，駕駛聯絡機一架，冒險降落青龍集機場，以冀接載杜氏回後方休養，但杜氏因為戰事正熾，不忍於危難中拋棄其麾下的健兒們，獨善其身地飛去，是故遲遲不肯登機。”
事實上，據杜聿明的兒子告訴我，箇中原委卻是蔣介石、杜聿明師徒二人是有“密碼”（秘密意思表示）的，飛機雖然來了，可是“密碼”不符，飛來的關懷只是給別人看的，杜聿明是不敢登機的！杜聿明回憶：蔣介石派飛機空投，“首先下來的是近萬份的黃伯韜‘烈士’紀念冊！……我看蔣介石是要我死。”既然底案是要天子門生做文天祥，其他的一切，都一笑可也！
1989年1月10日
黃維一直未屈服？
3月22日《聯合報》登“記者寇維勇北平21日電”，說“前國軍軍團司令，1949年因徐畔會戰失利被俘一直不願屈服的高級將領黃維，昨天清晨三點因心臟病逝世，享年八十五歲。黃維是目前大陸僅存的軍團司令級國軍高級將領，黃埔一期畢業，歷任師長、軍長，曾參加八一三淞滬戰役。在剿共戰役中率精銳機械化軍團，是淪陷前國軍的主力部隊。1949年初徐蚌會戰失利，黃伯韜、邱清泉相繼兵敗殉國，黃維率軍團馳援，也因受圍被俘。大陸淪陷後，黃維一直未屈服，是少數不受中共歡迎的人物之一。”看了這條新聞，我心裡想，國民黨又朝自己臉上貼金了、又給它自己的降將大施脂粉了。
黃維是江西貴溪人，1904年生，畢業黃埔一期後，歷任國民黨部隊師長、軍長、兵團司令等高級軍職。在派系上，他屬於陳誠系。陳誠原是第十一師師長，率部與西北軍作戰有功。1930年，擴編為第十八軍，參加剿共。該軍下轄兩個師及一個工程旅，因為十一成土字、十八成木字，所以人稱“土木系”，也稱“土木工程系”。這一系統是蔣介石部隊的嫡系，兵源方面、裝備方面，都遠勝於其他部隊。在“徐蚌會戰”時，黃維出任第十二兵團主帥，這兵團，就是“土木系”擴編的，是國民黨機械化部隊的精英所在。
“徐蚌會戰”時黃維奉命開赴戰場赴援，結果在蔣介石的錯誤遙控下，行軍到安徽宿縣附近的雙堆集，就被共軍團團圍住，十幾萬大軍、最好的機械化部隊，都動彈不得。赴援的變成了待援的，滑稽之至。蔣介石派飛機去投補充彈藥，一投下來，阿兵哥就罵：“媽的！連吃的都沒有！打你媽個屁！”最後大軍投降的投降、起義的起義、被俘的被俘，撐不住了。蔣介石下令突圍，並以施放毒氣為手段。黃維回憶：“當時因為這是違背國際公法屠殺同胞的罪惡計劃，沒有予以公開，在兵團部只有我、胡璉、正副參謀長和第三處處長以及各軍軍長知道。”“在突圍時，連同其他機密文件都由我親自焚燬了。”最後只有一條路，就是突圍。“所謂突圍，實際上是亂跑。”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副司令官胡璉、吳紹周各佔住戰車一輛，胡璉的車打前鋒，得以輾轉逃到臺灣；黃維的車發生故障，人被俘虜；前兩輛車把浮橋壓壞，吳紹周的車過不去，人也被俘。
黃維和胡璉臨逃前，都向醫務人員要了大包安眠藥，準備不能脫身時自殺，軍人要死竟吃安眠藥而不用槍，其勇敢自屬不凡。兩人又相約誰突圍成功誰就負責照料對方家屬，但事後證明，胡璉自金門防衛司令到“駐越南大使”，只是自了漢而巳。另外逃出的有師長級的尹俊，到臺灣當上警備總司令，在臺灣耀武揚威、在大陸丟盔卸甲，臉皮之厚少見也。
黃維在1975年被共產黨特赦，共產黨為他安排出路，當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又升為第五屆、第六屆政協常務委員，以至死去，可見《聯合報》寇維勇所謂“黃維一直未屈服，是少數不受中共歡迎的人物之一”的說法，只是妙筆生花，並非事實。黃維且在大陸發表《第十二兵團被殲紀要》等文章，大掀“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底，並說自己“走上新生之路”，更可證明他並非“一直未屈服”，也非“少數不受中共歡迎的人物之一”。黃維不但屈服了，並且洗面革心，再也不干他媽的國民黨了。
上面這一辨正，說明了臺灣有李敖在，國民黨是休想一手遮天的，休想！
1989年3月22日
王仲廉人死書活
8月12日《中央日報》上，登有以袁守謙為主任委員的“王故將軍仲廉治喪委員會”廣告，內登：“王仲廉將軍字介人，於中華民國八十年7月26日下午2時28分病逝於臺北市榮民總醫院。距生於中華民國前九年3月14日，享壽八十有九歲。謹擇於國歷8月14日中午12時，在臺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設奠家祭，1時公祭，3時30分發引安葬於觀音山墓園。謹此奉聞。”
廣告下面，照例是一大堆名流做“副主任委員”“委員”，以湊熱鬧。
8月15日，《中央日報》又登出“孝子女：中立、中一、中孚、中琦、中元、中和（王童）、中強、中凱、中鼎、惠民、黎民、九黎、蘇民泣啟”廣告，說：“先嚴王公仲廉將軍之喪，渥蒙嚴前總統、李副總統、五院院長暨各級長官賜頒輓額，親友寵賜隆儀，親臨弔祭，或函電慰唁，雲天高義，歿榮存感，謹申謝悃，伏維矜鑑。”也照例“謝啟”一番。
對今日臺灣說來，上面這種照例，只不過極普通的一件“老賊之死”事件。但是，對我這種思想家歷史家說來，我卻每每趁機做點“機會教育”，使中國人民多知道一點他們的榮辱與經歷，也算沒讓他們白活白死。
這回的“老賊之死”，死者是王仲廉將軍。
王仲廉是國民黨大軍頭之一，黃埔一期出身，官拜集團軍總司令，得過青天白日勳章。來臺灣後，投閒置散。七十歲後，寫《征塵回憶》，自表其功。這部回憶錄內多蕪文，但也有頗可一錄者，據之可以知人察世。我願夾敘夾議一些。
一、王仲廉說他出身“豐沛望族、忠孝世傳”，是乃徐州人氏。“豐沛蕭楊，自古稱為英雄豪傑誕育之區，亦是平民安居樂業之地。倘非由於軍閥禍國，戰爭連年，災患頻仍，盜匪滋擾，餘亦可能是安居樂業，度其閒適生活。軍閥戰爭，土匪迫害，使我既不能安心讀書，又不能耕稼過活，唯有棄文就武一途，命運之不可知也如此。”
二、由於戰亂，他的母親死於大後方貴陽，他遺憾父母未能埋在一起。“在貴陽城大南門外南明河畔之甲秀樓設奠弔祭，辱蒙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特頒‘教勵精忠’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頒賜‘懿範長存’輓額，以昭哀悼，其他長官及姻親友誼學寅等或題像贊或贈輓聯益彰哀榮者，不下數百件。惟益使仲廉寢食難安，終天抱懺者：乃因共匪禍國，未能及時奉安於祖塋與先嚴共安同穴耳。”
三、他記黃埔一期的學生生活，有三件事不習慣：“第一件不習慣的事是吃飯，在家鄉吃麵食，時間沒有限制，在校吃飯時間只有十分鐘，操作後，早已腹飢腸鳴，身軟無力，聽到開飯號音，齊集飯廳，飯香撲鼻，規規矩矩坐下，望見牆上的‘民脂民膏’標語，心中能不警惕？值星官發出開動口令，一般同學飢不擇食的狼吞虎嚥。我吃米飯不習慣，他們快而我慢，愈心急，熱飯愈難以下嚥，燙得口腔全是泡，而吃的全是空氣。等吃第二碗時，十分鐘時間到了，值星官喊‘起立、外面集合’口令，只好丟下碗，隨著同學集合。第二件不習慣的事是穿草鞋。以前穿布鞋皮鞋，根本沒有穿過草鞋。入校後，換上軍服、同時換上草鞋，當時覺得輕鬆新鮮。跑步時草鞋就不聽指揮了，不是左腳出來，就是右腳出來。野外演習時候，不是沙石碰破腳指頭，就是野刺刺破腳底板。現在我腳上傷痕仍然存在，留下黃埔受訓的紀念。第三件不習慣的事，是聽不懂話，使我抄筆記極為困難。講堂聽講，等我懂了一句話意思，不知教官又講到什麼地方去了，使得我所抄的筆記，牛頭不對馬嘴。只有在自習時候，向教官一問再問，加以補救。到了人伍期滿，生活才由勉強做到自然。”事實上，黃埔一期只是半年訓練而已，為了革命缺人，一切從寬。知識上並不苛求。最後畢業四百六十五人。
四、他記他父親之死，有“借棺葬父”一段：“先父逝世突然，一切後事，毫無準備，家中經濟破產，我帶來少數旅費，怎能應付重大喪事，只有向親友籌措。主要的事，是買棺木。如買壞的，對不起一生辛苦的父親，如買好的，錢從何來？正在焦急萬分之時，適表兄張祚賢來唁，彼自願將其七旬老母柏木壽材借用，在萬難中，得此仗義相助，真使我感激莫名，頓首致謝。此事距今已四十餘年，我猶印記在心，刻骨難忘。”
五、一般“移孝作忠”是上級下令的，但他自己自動行之。“當時遍地匪亂，不敢久停，遵禮成服，於正月二十四安葬於村東北約一里許之祖塋。我以時局緊迫，任務在身，不能在家守制，只有移孝作忠，為革命而馳驅，想亦為先父在天之靈所原宥也。”
六、黃埔一期畢業，他被蔣介石派往上海，協助陳果夫招生募兵。“新兵來源，最重要的地方，為溫州、金華、徐州等處。果夫先生的敘述為：‘徐州新兵最純樸，多來自鄉間農村。好笑的是還有拖著辮子的。由上海往廣州送兵，因為碼頭流氓知道我們所送，全是招來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費。開始每名上船一兩角錢，日後流氓的慾望，日漸增大，每名小費增長五角至一元，方肯放行。同時還有巡捕房的包打聽，及巡捕等暗中幫助，也須酬謝些錢。就此上船第一關，金錢破費很多，而頗受周折。所以要分批秘密運往廣州。教導團一、二兩團新兵，是如此困難的招募及送粵。在浙江募兵的有兩名招募委員，被軍閥殺害。’”
七、最有趣的，還有這樣的運兵插曲：“在開船日期前，將五十名新兵，分批秘密送登船上，點過名分為五班，每班指定一名能力較強的新兵為班長，分別負責管理。他們大多數來自蘇北鄉間，第一次出來，乘船不習慣，暈吐得一塌糊塗，生活發生痛苦，加以船上乘客複雜，謠言紛起，有傳說運往南洋做苦工（賣豬仔）的，不少新兵受了煽動，情緒不安，譁然騷動，經過我苦口婆心的解釋和勸導，將我自己所有路費，全拿出來招待他們，經過香港各地幸未出事，安達廣州天字碼頭。我預先將新兵集合起來，不準個別上岸亂跑。有戴紅帽邊的幾位滇軍軍官，竟登船揚言按收新兵，而宣傳滇軍如何好，鬧了一大陣，沒有人理踩，他們也就走了。等到我們接兵人員上船，將新兵整整齊齊帶上碼頭，再轉登大南洋校船，經駛黃埔，一名也不少。我完成送兵任務，一身輕鬆愉快。”我想當時才二十二歲的王仲廉，一定搞不清為什麼募兵不就地在廣東募。實際真相乃是蔣介石要用外省人在廣東奪權，就地的人，不好使喚也。
八、黃埔總隊長嚴重（立三）是他老師。“嚴老師生活很嚴肅，尤其能做慎獨功夫，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夜間還要讀書一小時，方就寢休息。因此我必須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將應辦的事，寫在黑板上及日記簿上，及時提供其備忘。書架上書籍，一一整理編號，只要閱讀，隨手可得。更可笑者，一日晚間，我將洗澡水及需要替換的襯衣，叫勤務兵準備好，請他洗澡，他竟忘了。我提醒他三天沒有洗澡了，不洗澡怎能消除疲勞呢？他才想起洗澡。由此可見到他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敬佩。我做人做事，受其影響甚大。嚴老師是同學們最景仰的一位。民國二十九年春，我因公赴渝，途經宜昌，當時嚴老師代理湖北省主席，駐宜昌，遂往拜謁。他留我便餐。他平時規定一菜一湯，因留我吃飯，特別破例，增加一盤炒蛋，足證其生活之儉樸。並囑我官久自富，不要貪汙（其實我做八十五軍軍長，不管各師經費，也無汙可貪）。可見他律己之嚴，是名副其實的良師。”後來嚴重做代理湖北省主席時，王仲廉去謁見老師，“嚴師規定每餐一菜一湯，因留仲廉吃飯，特別交代加一盤炒雞蛋以示優待。”到了1942年，陳誠告訴王仲廉，說嚴重“他力疾從公，營養不足，是飢死的”。
九、他寫寧漢分裂時，“有一次在漢口跑馬場開人民大會，武漢政府徐謙登臺演講，正大聲疾呼打倒總司令蔣公時，說話用力過猛，滿口假牙，全部吐落臺下。全場聽眾鬨然大笑，連共產黨徒都說不吉利。這是武漢政府不祥之兆！在臺上演講的徐謙，弄得張口結舌，只好鞠躬下臺了事。有些民眾還說：這是觸犯天怒人怨，給以應得懲戒呢！”這個有趣的故事，可以看出這些革命家的迷信觀念。
十、他寫1929年內戰之慘，令人動容：“10月間馮玉祥叛跡顯著，其部下宋哲元盤踞豫西洛陽一帶抗命。我師奉命征討，本團先奉令擔任許昌及總司令行轅（車上〕之警備，旋奉蔣公面諭：‘該團即經禹縣，星夜向臨汝歸建’等語。即晚出發，經一晝夜，到達臨汝城，時值黃昏，即奉師長（顧墨公老師）諭：飯後速向楊樓前進，參加戰鬥。星夜疾走，途中聞前方槍炮聲激烈，知戰鬥正酣，督隊趕赴增援，拂曉前到達，敵已被我軍擊潰。本團即沿汝水向伊陽潰退之敵尾追，戰於車坊，獲軍用品甚多，繼向伊陽進擊。伊陽城在本團未到前數月，曾被匪攻破兩次，全城百姓，盡遭屠殺，遺屍遍地，血腥沖天，臭氣竟達數里。城內所有水井，除一賣豆腐老嫗門前之井，因匪要飲用外，盡為屍體填滿，無可飲用之水。黌學廟內，十數株蒼松下白骨殘骸，屍多為婦女，聞皆被匪姦淫而後殺戮者，一團團的女人亂髮，如斷蓬枯草，隨風飄揚，慘不忍睹。”
十一、他寫日本鬼子“施行毒化”政策如下：“敵寇在其佔領地區，公開暢銷鴉片白麵，借收重利，並在各城鎮遍設‘雅室’‘俱樂部’‘招待所’等，廣事售吸。其‘雅室’等內部之設備婿賭吹喝，應有盡有，並僱用時髦少女，專事招待，以誘惑我青年同胞，墮入地獄。”
十二、他寫日本鬼子“橫徵暴斂”政策如下：“佔領區內之苟捐雜稅，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除例有各稅之外，又有所謂磨粉稅、油磨稅、筵席稅、面麻行稅、瓜果行稅、苗金行（大糞行〕稅、煙土行稅等。”
十三、他寫日本鬼子“殺戮我同胞之暴行”如下：“凡在敵寇侵佔區內，奸擄燒殺情事，隨地可見，尤其處置犯人為最慘酷，先挖一坑，將人犯頭部向下，兩足朝天，掩土活埋，名之曰‘倒栽蔥’。將人犯衣服剝盡，手足捆綁驅犬食之，名之曰‘狗吃活人’。又淋油於人犯衣服之上，以火燃燒後使其行走，再以槍擊之，名之曰‘燃天燈’‘打炮’。又有水牢電刑，種種傷心慘目，不可言狀。”
十四、他寫“魯西戰役”，自己拆穿內幕如下：“魯西匪區作戰，認真來說不能稱為魯西戰役，因為本軍（第四兵團）既無動員準備，又無行軍佈陣的行列，根本沒有與匪作真面目的戰鬥，怎能稱為魯西匪區戰役呢！但在魯西整個戰場方面，本兵團已被投入戰鬥的漩渦，只好勉強稱為魯西之戰罷了。歷經四十載，仍感慨萬千，縈迴腦際。……”最後，“正準備明日拂曉開始進擊之時，突奉到撤職查辦來京受審，第四兵團司令官職務交羅廣文（三十八年在四川叛變附匪）代理之電令（忘記電字號），當即覆電遵辦，晚即將進攻劉匪之任務轉交給羅廣文接替執行，並將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一併交出。……”
十五、到南京後，他去軍法單位報到。“按軍法組織程序，組織軍法會審，上將徐永昌（次宸）將軍擔任審判長，二審大白，乃進人中央醫院診治腸胃病，割除膽石。……”“民國三十八年春，攜眷隨政府來臺，服務本黨基層工作。四十九年1月奉令退役，蒙聘為行政院顧問。五十九年1月奉令除役歸來，還我書生本色，讀我未讀完之書，夢覺憶往，心安理得，俯仰無愧於天地。”
十六、在回憶錄之後，他以《萬里長征歸來歌》自記：
……說什麼，功勳高，冷眼滄桑尋常事，百戰歸來心神勞；
樂林泉，訪舊友，鄰有芳草，相期道義守德操；
居陋巷，閒無事，尋章擷句，漫將詩詞和群豪；
八成飽，睡得好，鍛鍊身體起床早，責任盡了，心安理得無煩惱；
地長久，天不老，九子五婿齊家道，孫輩滿堂環膝繞，怎敢比古時，郭老令公福祿與壽考，知足返璞樂陶陶。
“九子五婿”，他竟以郭子儀自期呢！好個國民黨郭子儀喲！國民黨一介武夫，竟以文事收場，亦堪哂矣！
199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