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報刊集
目錄
- 一、李敖與“編輯室報告”
- 二、《文星雜誌選集》導言
- 三、《文星雜誌選集》題詞
- 四、“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 五、被封殺的《千秋評論》
- 六、《萬歲評論》緣起
- 七、掛“千秋”羊頭，賣“萬歲”狗肉
- 八、《千秋評論》一百期期期期期期
- 九、《千秋評論》停刊告白
- 十、烏鴉的心願
- 十一、《烏鴉評論》休刊告白
- 十二、《求是報》1991年2月27日創刊
- 十三、一張報，打倒你！
- 十四、生公說法鬼神聽
- 十五、《求是報》是知識貴族最便宜的報
- 十六、李敖談《李敖的報紙》
- 十七、《求是報》停刊告白
- 十八、《李敖求是評論雜誌》發刊詞
李敖與“編輯室報告”
李敖主編《文星》四年，掀起了一股“文星風雲”，每月《文星》出刊，李敖寫“編輯室報告”。在“編輯室報告”裡面，李敖除了介紹該期《文星》的內容外，更將自己的議論意見利用短短的三字兩語表達出來，要了解李敖，這是不可缺少的資料。從“編輯室報告”的字裡行間，有心人自可掌握到李敖的精神所在。因此，我在這裡把部分“編輯室報告”做了一個大概的分類，給有心人從中找尋寶貴的資料。
人物：
鄧肯
鄧肯（IsadoroDuncan），這位近代西方開風氣的奇女子，她的一生充滿神秘和詩意。她是一位灑脫磊落、才智超人的女子；一位憤世嫉俗、滿懷理想的大藝術家，一位反抗傳統，敢於“順你自己的性，做你自己的人”的革命者，一位極為熱情、富有性靈，愛好文學，真正走出象牙塔外的人物。（第九十八期）
薩特
在這種現狀之下，真正的風雅者是苦惱的。他們要“沖決網羅”，要在彷徨裡叫喊，在叫喊裡彷徨。在這種十字路口上，走來了本期《文星》的封面人物——薩特。薩特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身世是灰暗的、艱苦的：他是孤兒，是戰亂裡的俘虜，是地下工作的領袖；他的人生時刻都面臨著黑暗與死亡，因此，他的哲學與文學也充滿離奇和否定。例如，在他眼裡，“自由”在抵抗壓迫中才能得到；“黑暗”是正常的；世界“無理”也是正常的。二十五年前，他在第一部短篇小說《牆》（LeMur）裡，就表現了這種世界。世界裡的每個主角都要碰到這座“牆”，要在牆與牆間面對迎面而來的荒謬和苦煉。（第七十六期）
存在主義並沒有死去，在文學的領域裡，他們雖然覺得自己有權利迷糊，可是也終究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薩特的作品充分反映出人類的痛苦與辛勞，並且提供了文學為人類存在的證據。本月份胡品清教授的《存在主義的接力者》，讓我們明白了薩特的心理之結和他內心的地獄和天堂。（第九十一期）
小赫胥黎
在荒謬和苦煉的過程裡，去年，一個旅客倒下了，這個旅客就是小赫胥黎（本刊第十九期封面人物）。小赫胥黎的去世，象徵著另一個時代的去世。本期余光中先生和孫智燊先生有關他的兩篇譯文，都可以使我們追念這位可愛的智者。（第七十六期）
胡適
1月1日，臺大教授楊樹人先生在《傳記文學》雜誌裡，寫了一篇《懷念朱騮先先生》。這個月，他又給本刊寫了一篇《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他的追記裡，使我們知道胡適之先生並沒有得到一個“安樂地死”，他在死前曾經有過一段痛苦的歷程和磨難，這似乎是必然的；胡適之先生有他智者的寂寞，這種寂寞，有時使他難以自抑，使他收縮了爽朗的笑臉，而呈露了苦相。楊樹人先生從苦相里認識了胡適之先生，同時用這種認識，連結了每一個智者的寂寞。面對這樣的一個時代，讀完這樣的文章，誰能不淪入沉思！（第七十六期）
胡適先生已去世兩週年，他的“朋友”們除了“告朔餼羊”式的貌似懷念一陣外，什麼積極的事也做不出來，這真是他們的大恥辱，他們不但是道義的罪人，也是開明思想傳播的攔路虎。（第七十七期）
孫中山
我國自宋至清，各代儒者，非固執舊學軀殼，即喜襲西學皮毛，或強以“中體西用”自解，而沾然自喜，這是我國這一千年來學術不昌，法學不修，政治思想紊亂的一大原因。
國父倡導革命，因此不得不從革新思想做起，由改造學術，改造社會，進而以求政治與經濟革命的成功。他先著《民權初步》，就是要把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注入一般社會；他的“知難行易”學說更是打破了中國的傳統；他的“實業計劃”也是根據科學思想而制定的；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革命思想，大部是“外鑠”的，是順著世界革命潮流，審度中國情況而產生的。
這些思想上的革新工夫，目的就在救中國，使中國走上現代化，“迎頭趕上歐美”，而不是誇大虛浮的“超越前進”。這是一位真正瞭解西化、崇尚西化的人為中國現代化奠定的踏實基礎。
今年是國父的百年冥誕，為了慶祝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偉大人物的誕生，《文星》除了發表有關國父的十大新書序文外，並請研究近百年思想史有卓越成就的郭湛波先生撰寫《國父孫中山的時代和他的生平》。（第九十七期）
這一個多月來各種書刊報紙，關於國父生平記述，非常紛歧錯雜，甚至於發現了很多嚴重的錯誤。由此證明，社會上對於一位開國偉人的瞭解和認識，實在太不夠了。
站在學術觀點來看，我們應該予以辨明。吳相湘先生的《國父生平史料考異》，就是基於這一個目的所為的一連串澄清工夫。（第九十八期）
薩岡
法國女作家薩岡，是一顆早熟的文星，她十八歲時，憑著奔放的天才與驚人的勇氣寫了《你好，憂愁》一書，出版後立即轟動世界文壇，她的作品充滿了“無目的存在”（Aimlessexistence）的思想，十足地表達出近代人們空虛的心境和無目的茫然的神情。（第八十八期）
約翰根室
以一個新聞記者來說，約翰根室所給世界的影響，是非常驚人的，他的筆尖，可以觸到世界各地每一個人的良心，像一面鏡子一樣，把一個人赤裸裸地顯現出來，無所遁跡，他所撰寫的內幕，是每一個地區歷史和地理的綜合，他採訪的技巧，文字的運用和資料的整理，都有他“根室型”的特色，而最重要的，他堅持了一個原則——忠實報道。陸嘯釗先生的《約翰根室內幕》，正是他一生的縮影。（第八十六期）
梁實秋
上個月裡，梁實秋先生做了一件劃時代的大舉動，他同意用“文星叢刊”的形式，陸續印行他翻譯的全套莎士比亞的名作。
莎士比亞的名作在中國，不乏有人翻譯，甚至有的還以全集姿態出現，但是我們忍不住要說，那些譯本不能代表真的莎士比亞。因為它們缺乏深厚的學力基礎，缺乏偉大的透視力去穿透莎士比亞腦袋後面的靈光。真正的翻譯，不是一個翻譯匠的工作，真正的翻譯是一種“再創造”。“再創造”的產品登峰造極以後，甚至比原裝貨還偉大，恰如那羅丹雕塑的蕭伯納造像，誰敢說這個造像不比老蕭本人還偉大？
有了這種認識的人，今天來看梁先生翻譯的、“再創造”的作品，我們才能有更新鮮的意義、更熱烈的頌讚。
光從鍥而不捨的一方面來說，梁先生這一大串譯本就足以光照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文人，在亂世裡，在天南地北的顛沛空間裡，在二三十年的漫長時間裡，他要鍥而不捨，要堅忍不拔，要為他早年時代的一個心願與信念殉道。他不在乎經濟支持的困擾，不在乎同道朋友的放棄，不在乎無恥小人罵他“包辦”的誹謗，他不在乎一切，他要前進、前進，直到把他的心願與信念完滿兌現。
現在，從梁先生的這篇《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裡，我們依稀可以看到他這段漫長的工作記錄，我們在欣賞他的“再創造”的當兒，更不要忘了梁先生的偉大精神和沉毅。（第八十六期）
伯納巴魯克
本期封面人物伯納巴魯克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瑞，不但活得長壽（今年已有九十五歲高齡），而且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貢獻的人。
巴魯克的長處，不僅在他有一個善於策劃的頭腦。更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樂於提拔新人和培養新人。他不像一般自以為是的傢伙，因此從不要求別人完全依照他的意旨去行事，而讓他們有足夠的自由意志去發揮個人的才能。孟子說過：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一個社會能夠新陳代謝，生機勃勃，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培養下一代以接替自己。如果明知自己不行，仍然把持位子不去，這才是真正的厚顏無恥。
巴魯克這一生的表現，說明了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人，是一位真正屬於美國社會的人，而不是某一個特定社區、某一種特定利益的代言人。他是美國人，但他說過一句話：
我是一個美國人，我認為做一個美國人比作一個猶太人或民主黨員，對國家社會都更有貢獻。
因此美國政府在他身上所收到的功效可以說是無法估計的。
巴魯克的可敬之處亦即在此。（第九十一期）
傅斯年
今年3月26日，是前臺灣大學校長傅孟真先生的七十誕辰，為了紀念這一位學人，我們特別發表了傅孟真先生與友人論學的七封信件。孟真先生的質直剛毅，和為學的一絲不苟，很值得後學者的景仰。從這七封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前輩學人的風範。他們即使在朋友之間，為一個學術問題，也能夠不顧情面、不惜時間的往復辯論。這種精神對後學者應當有所啟示，尤其在學術界充滿鄉愿作風的今天，這幾封信，更有刊佈的價值。（第八十九期）
教宗保羅六世
作為一位世界宗教領袖來說，傳統的拘束力量是非常大的，教宗保羅六世是一位能接受新觀念，打破傳統，堅持改革的人物，也是歷來教宗中最開明的一位。他的一言一行，影響以後天主教的改變很大。
然而，保羅六世的某些言論和舉動，又讓人覺得他有點躊躇、彷徨、觀望，從而引起了各種不同的猜測。這一兩個月的新聞中，保羅是一個熱門人物，也是被爭執得最多的熱門新聞人物。有的人說他前進，有的人說他保守，這些爭執，把保羅愈來愈變成了一個不可解的謎。
徐熙光教授為我們撰寫的封面人物，目的就在解開教宗保羅六世思想的“謎”。（第九十七期）
袁世凱
袁世凱在晚清重臣中，他的權勢遠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之上。他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內，除了負責編練北洋新軍（六鎮）外，又兼諮政大臣、商務大臣、郵政大臣。清廷一切決定，大部分都是這“一代梟雄”的主意，因此清朝末年政治失敗，袁世凱應當負絕大的責任。
關於袁世凱的早年發跡，很多人並不太清楚，現由中央研究院研究袁世凱的劉鳳翰先生，寫出這篇《袁世凱的發跡》。（第九十七期）
鄭板橋
生活在兩個世紀前閉關政策下的中國，古聖先賢就成了你一生膜拜的偶像，只要你抬起聖人的招牌，一切，自然會通行無阻，否則難免不碰釘子。
鄭板橋卻在那個苦悶的環境裡，掙扎了出來，在傳統裡打滾的讀書人，很少有這份氣魄，陳橋先生在本期《文星》中為鄭板橋塑了一個像，寫出了他“傳統裡的反傳統”的思想和性格。（第九十七期）
海耶克
自由的倫理基礎，只有一個——把人當人。殷海光教授在這個題材上，用三萬多字闡釋了海耶克教授的哲理和思想。
這位《到奴役之路》的作者，西德佛裡堡大學的教授，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當代理知的自由主義大師，《文星》上期的封面人物——海耶克教授，應臺灣當局的邀請，已於9月25日抵臺，做為期三週的訪問。……（編者略）（第九十六期）
海耶克教授不僅是一位堅信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位著眼於整個人類的前程，並有極堅定理知和勇氣的思想家。在自由的精神價值，正遭受嚴重的考驗和威脅的時候，海耶克教授是一位鬥士，他挺身而出，毫不顧及誤解和批評，來保護並更新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制度。（第九十五期）
古爾塞勒
這個月的封面人物，我們特別介紹土耳其現任總統古爾塞勒將軍。他一生的英雄事蹟，並不值得我們重視；我們所重視的，是一位從權力裡鑽出來的人物竟能分散他的權力；一位憑革命取得政權的人物竟能恪守憲法的拘束；一位靠槍桿起家的軍人竟能遵奉民主的傳統。這樣的人物，世界能有幾個？
這一種優良的傳統，是凱末爾的精神——尤其是分權精神——再度顯現。我們所以介紹古爾塞勒，也就是這個道理。（第九十六期）
瓊瑤
“自由中國”至少有一種自由：粗製濫造。這種自由，表現在文藝圈裡的，更顯得特別突出。我們擁有多如牛毛的什麼小說家、編劇家和評論家，他們鬧鬧鬨鬨，不可終日，可是編寫出來的小說、腳本或文學批評，卻沒有幾篇幾部不是狗屁！這一期的《文星》，李敖先生就給這些狗屁做了一個抽樣。
這似乎是很傷感情的，瓊瑤女士不幸而做了這種抽樣的代表。但如不這樣做，我們無法指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瓊瑤女士，以她的軟弱的心靈，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盡大牙了的觀念，借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說，哭哭啼啼的把我們年輕的一代帶入一個可怕的噩夢。《窗外》這本書，就是一個顯例，可是這本書卻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還要拍成電影，繼續擴大它對青年們的麻醉。
我們認為：“暴得大名”的瓊瑤女士是應該醒醒了，一個作家，如果僅僅以“媚世”的作品來取悅群眾，這種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時此地，拿筆桿的人必須面對現實，向愚蠢、軟弱和盲目挑戰，絕不能再躲在煙雨濛濛的象牙塔裡去做他的六個夢。（第九十三期）
海倫凱勒
6月27日，美聯社自美國康涅狄格州伊士東發出這麼一條消息：
海倫凱勒今天星期日和她的家人好友們一同吃生日蛋糕，飲香檳酒，慶度她八十五歲生辰。這位舉世聞名的盲聾作家曾以她此生大部分的歲月，奉獻給努力協助世界上的殘缺不幸者。
這一期的封面人物，我們介紹的就是這位集盲、聾、啞三種殘疾於一身的海倫凱勒女士。她的成功，不僅是克服了生理上的殘缺，而且以無比的勇氣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礙。她不僅生活在自己的光明世界裡，而且以她的光輝照耀了這個世界。（第九十三期）
費正清
哈佛大學名教授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最近又到臺灣來了。臺大畢業，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歷史的郝延平先生，特地寫了一篇費正清介紹，給我們做封面人物。
《文星》對於國際上研究漢學的專家學者，曾作多次的討論與介紹；現在，對於費正清教授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成績，我們可以看看郝先生是怎麼說的。
費正清不是故步自封的人，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他始終能接受新證據的引導而修正他的觀點，所以對這位“中國通”，我們似乎可以用“刮目”的態度來看他和批評他。（第七十八期）
道格拉斯
這次“封面人物”由李聲庭先生介紹美國的大法官道格拉斯曾到臺灣來過，五個月前離了婚，離婚後六天，就跟比他小四十一歲的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公務員結了婚。而他的前妻也不甘示弱，在第二天便嫁了出去，這是何等活潑的精神！（第七十五期）
史懷哲與伯納巴魯克
歷史上的特立獨行之士，大抵非狂即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得獎者，1954年的世界風雲人物的主要候選人（最後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當選）、《文星》第六期的封面人物史懷哲博士就是一個道地的狂狷之士。這位被推為當代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今年已經九十出頭了，但他還是活得那麼硬朗，石縵儀女士在本期《文星》有他的最近報道。《文星》另一位封面人物，高齡九十四歲的美國元老政治家伯納巴魯克於6月20日因心臟病於其紐約市寓所逝世，他的生平在九十一期《文星》有詳盡的介紹。這兩位老頭子活了那麼一大把年紀，可敬的是依然還保持著這份狂狷之氣。在我們中國不論活著的，還是死掉的，又有幾人能保留“有所進取，亦有所不取”，“有所不為，爾後可以有為”的狂狷之道呢？（第九十三期）
聞一多
……（編者略）
梁實秋先生是聞一多的早年好友，這一次他給《文星》寫的《聞一多在珂泉》是一篇真性情的文章。（第九十二期）
余光中
余光中先生的《4月-在古戰場》保持了他一貫的風格：清新、多情、鋒利。他讓我們深深呼吸到美國春天的草香；可是在一層淡淡的煙靄裡，我們看到了去國的詩人正懷著一層淡淡的鄉愁。
詩人余光中先生的《象牙塔到白玉樓》，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篇發人所未發的文字，他對李賀提出了深入而異乎一般的見解。（第七十七期）
多才的余光中先生不但左手寫散文，右手寫詩，還會“左右開弓”，寫小說。（第七十五期）
吳稚暉
在1865年，世界上出生了幾個名人，軍人方面如魯登道夫、段祺瑞；詩人方面如吉卜林、葉慈；思想家方面如譚嗣同、吳敬恆（稚暉）等等都是。在思想家方面，為國家丟掉腦袋的譚嗣同似乎已經被人忘了，所以按照中國的算法，當百歲冥誕到來的時候，大家都只紀念吳稚暉。
吳稚暉是胡適筆下“‘自由中國’的一個最特立獨行的怪傑”，他的人格與風範，在“自由中國”的袞袞諸公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能比擬他。他的死亡，象徵著另一代的知識分子的隕落。他的可愛，在於他明快的主張“把線裝書投入茅廁”，明快的主張“‘國故’這臭東西”，要“把它丟在茅廁裡三十年”，明快的主張我們該“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明快的認為中國民族的“總和，道德叫做低淺”，而西洋民族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這一切“實事求是”的爽朗，不做鄉愿的決絕，才是吳稚暉的真精神。凡是不瞭解這種真精神的人，縱使為他開一百次紀念會，為他寫一千篇頌揚文字，為他印一萬張遺照墨跡，也是隔靴搔癢，捨本逐末。而其結果，除了使吳老頭兒躺在海里吃吃暗笑以外，又能得到什麼呢？
相反的，凡是能瞭解吳稚暉的真精神的人，自然一切為他紀念都是不算多事的。在這期《文星》裡，吳老先生的同宗吳相湘先生，就這樣的做了一次不算多事的事。吳相湘先生是史學家，他的論述自然不是一般匹夫匹婦所能望其項背，所以這篇長文，該是最好的一篇吳稚暉小傳。（第七十八期）
法律問題
這一期《文星》公佈了四張文件，從這四張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司法的體制是何等地雜亂，法官的水準是何等地低落。
今天司法為人詬病的地方太多了，冤獄的比率，被告的人權，法官的貪墨，案件淹禁不決，審案的態度，司法人員的私生活……這些不僅使人民的權利不得保障，而且大大地影響了司法的威信。
為了響應鄭彥棻部長“為改進審檢業務而共同努力”的呼籲，為了推進社會邁向法治大道，《文星》自下一期開始，針對司法的革新，我們要做一系列的評論，由李敖先生領頭做事實上的現身說法，並由陸嘯釗先生做法理上的闡釋，對司法界的害群之馬，我們要一一予以迎頭痛擊。同時我們要求各界切身遭受司法不公的戕害者，提供給我們真實的資料。（第九十八期）
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法制史，是洋人研究中國的二門熱門科目。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由於國內學人的提倡，已經蔚成風氣。而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卻遠遠落在洋人之後，國內除了幾本教科書以外，治學成績遠在洋人之後，這實在是中國學人的恥辱。本來學問並無國界，但是以外國學人來治中國舊學，總覺有點“隔靴搔癢”，而中國學人治國學，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就地取材，遠較外人方便，因此，我們必須急起直追，養成研究中國法制史的風氣。陸嘯釗先生的“中國法制史論叢”就是為這個目的而寫的。（第九十七期）
海耶克說：
法治並非依法而行統治，而是關於法律應須是什麼的規律。
因此，法律的批評是必要的，唯有批評，才有進步，唯有對惡法的迎頭痛擊，才能建立合乎理想、進步的規律。
陸嘯釗先生寫出了《晚清時代法律思想的大論戰》，那位當時批評惡法最力的沈家本先生，雖然被扣上了“勾結革命黨”的帽子，雖然被摘了刑部左侍郎、修律大臣的頂子，然而他的努力，終究掃清了當時法律思想的迷霧，為中國法律開闢了新境界，為當時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第九十六期）
“誅及疑似”這一句話，充分表示出中國古代司法的黑暗，和被告人權的不受保護。這些問題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我們堅信，司法的尊嚴和獨立，必須由司法人員自身去建立，而問案的周詳，取證的嚴謹，更是執法公正的首要條件，諸如這些，千萬馬虎糊塗不得。尤其一般重大刑案，稍有誤失，就是人命一條，冤獄縱可賠償，也賠不出一個活生生的人出來。《文星》過去所以對自白定罪屢次提出檢討的道理，也就在此。
被陶希聖先生評為必須有“包龍圖探陰山的手法才能結案”的火場焚屍案，今天包龍圖雖未再世，被告黃衣女郎張韻淑卻一審二審都被判處了死刑，可是結夥共同殺人的黃姓男子，直到今天還連個影子都沒有，這個疑點不澄清，而仍然依賴一張自白書把人送上斷頭臺的話，不光是張韻淑和她的媽媽要喊冤枉，整個社會都將引為莫大的恥辱。陸嘯釗先生的《莫恃官清膽氣粗》反覆闡釋慎刑恤刑的道理，身負司法重任的先生們，請你們自己想一想，以這樣的“自白”（？）證據定人死罪，試問你們是否能心安理得。（第九十七期）
由於張子岐一案，又引起了“議員言論不負責權”的舊話重提，我們認為像這樣的衝突，在任何一個國家憲政的成長史中，都是一樁無可避免的事實。議員會內言論對外究竟負不負責任，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特別提出，任何一種權力，如果純靠自律而失去外在制衡力量的話，未有不變成濫用權力的。我們固然不願意看到司法濫權，同樣我們也不忍見到議會專橫。（第九十一期）
最近我們的社會裡出了一件大案子，就是所謂“火場雙屍案”，其中牽連到一個姓黃的女人，被間接的類推方法初審判決為死刑。我們不同意這樣人命關天的大案子竟用類推採證的方法來初審定讞，更不同意判決書中所謂“不守閨範”等舊道德的羅織罪狀，我們不認為這些變弄邏輯上的“丐詞”魔術可以陷人入罪，更不承認聚蚊成雷的理由可以說蚊子的聲音就是雷聲。所以我們呼籲高等法院的法官們特別重視這一點。本期李聲庭教授的《冤獄！冤獄！冤獄！》是一篇記美國聯邦法院的平反冤獄的例子，最值得我們國家裡的執法之士的參考。對這個大案子，我們也學學摩登，喊兩句口號——
一、類推方法不可輕易定人死罪！
二、舊道德名詞不可幫助定人死罪！
由於社會上一般人缺乏對人權、法律的基本認識，我們絕不放棄在這方面的呼籲與努力，我們努力的重點是不做枝枝節節的個案討論，而是從基本觀念上扎刀。（第七十七期）
“人權”這個名詞，是道道地地的西方產品，這種觀念，在中國傳統的腦筋裡，根本就無法想像。今年高考中國法制史這個課目，竟然考起中國古代的“罪刑法定主義”來了，這才是真正的強姦學術。李聲庭教授近年來倡導和介紹“人權”最力，本期的《歐洲保護人權公約》，又是一面鏡子，讓我們把這近三千年的歷史，好好地一照。（第八十六期）
《憲法》第13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進而人民當然更有不贊同某些宗教觀點的自由，否則《憲法》第11條的言論自由就必成為具文。耶穌是否私生子，宗教和非宗教的觀點，自然不同，本不必強其為一。《文星》一貫的立場是容納正反不同的意見，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去選擇。（第八十六期）
三十一年前的中國，曾經發生了一件監察委員彈劾法官的案子——彈劾的監察委員是高友唐，被彈劾的法官是前上海地方特區法院院長楊肇勳，和前上海社方審判庭庭長——中國第一位女法官鄭毓秀，彈劾書中的結論是：“為國家整綱紀，為法界挽聲譽”。這件事情過後三十一年，歷史又重演，又發生了一場監察委員彈劾法官的大案子——陶百川、黃寶實兩位監察委員的“首揭義旗”，帶來了滿城風雨。對這個問題，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評論，我們覺得從思想趨向的角度來看它，也許更有意義。我們忍不住要問：三十一年來，我們在思想趨向上的進步在哪裡？我們為什麼不能阻止歷史不再重演？為什麼不能不再開倒車？為什麼仍舊有一批頑固分子在阻止人們做“為國家整綱紀，為法界挽聲譽”的行為？……從這些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比從政治角度來看更顯得深刻而有意義。
本期李聲庭先生和陸嘯釗先生，都嘗試從一個博大的觀點來給這問題尋求理論上的答案，我們希望大家能從這個事件得到一次深刻的思考。（第七十八期）
今年9月12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二屆世界法學會議，預定宣佈每年的9月13日為世界法律日。這一個日子的意義，不僅代表世界法律家，經由法律途徑達到世界和平運動的精神和理想，更象徵著國際法空前未有的新擴張，把國際法擴張到每一個人的生活領域，而對世界和平的維護，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本期《文星》我們特請第二屆世界法學會議執行委員呂光博士為我們解釋世界法律日的意義，以示我們對這個日子的重視、期待和慶祝。同時，我們希望中國的法律家們，能共同努力推動訂定一個“中國法律日”，促進中國人民對法律的認識和尊重，強調人民在法治之下，應有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編者略）。
執法的人不守法，這是法治最大的危機，中國有一句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也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我們對這些人的胡作妄為，不能有效防止的話，那麼法律上任何有關權利的保障，在他們的眼中，都是一張廢紙。李聲庭教授的《非法逮捕與非法拘禁》，是就英美法的原則，說明這些國家對權利的保障和維護，值得我們檢討和深思。（第九十五期）
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人民的生活是和憲法息息相關的，因此，我們不應當把憲法當做廟堂的點綴品，而應當把人民的生活跟憲法打成一片。在這一方面，郭鑫生先生是個很可愛的人，他有股傻勁，為了一個理想和一個信念，一直奮鬥了好幾年。結果雖然一敗塗地，可是他並不氣餒，本期《文星》發表他《一封給大法官的公開信》，從這封信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究竟敗在什麼地方！（第九十二期）
其他
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是當前世界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而很多很多的人有意地在這個問題上，利用人類的情感，挑剔是非。從南非、塞島、馬來西亞、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為了情感而流血喪命。
葉綠素先生的文章，對那些情感熾熱的人來講，是一帖清靜劑，對任何一個義和團式的人物來講，更是一聲當頭棒喝。（第九十八期）
學者與政治
《蘇俄及其殖民地》一書的譯者許孝炎先生，這次譯了一篇《學者與政治》來說明蘇俄集團以政治手法歪曲學術的把戲。這真是一齣學術的悲劇。自古以來，任何殘暴的統治者都想用政治來強姦學術，用奴才來汙辱學者，想使學術的列車走上他們的官方軌道，並且使他們自己變成附庸風雅的火車頭。但在事實上，他們能得到什麼？他們得到的只是焚琴煮鶴的笑話！（第七十六期）
安樂地死
陸嘯釗先生所寫的《安樂地死》，是一個我們遲早總要接受的新觀念。我們只重視“養生”和“送死”（辦喪事），但在生死線上，我們似乎沒有予以合理的重視。我們只會用傳統的“婦人之仁”的“慈悲”，去延續一個已經不能延續的生命，結果使生者和將死者都更痛苦，這卻是何苦來？陸嘯釗先生主張的“安樂地死”，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的觀念，它的表面似乎是“殘忍”，但是有時候，沒有“殘忍”，就沒有“大慈大悲”。（第七十六期）
中國電影
法國的新潮派、英國的憤怒派、美國的新電影實驗運動，分別給人們帶來了一股熱力，而我們的國語片卻只會咀嚼前人留下的遺產，和製造一些虛偽的嬉笑，這才真正是中國文化的悲哀。魯稚子先生的《中國電影到了怒吼的時候》是一聲當頭棒喝，指出了臺灣電影的生機和危機。（第九十一期）
新聞自由
美國是一個新聞自由做得非常徹底的國家，不僅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甚至對國家元首也可幽上一默，陳香梅女士的《無冕王》，寫出了美國的社會百態，更點出了美國政府的真正幕後操縱者。（第九十一期）
教育
當前教育的毒癌就是惡性補習，它不僅違背了教育的旨趣，尤其嚴重地損害了學校學童的健康，這種現象如果任其發展，遲早會像林則徐形容鴉片毒害所說的那樣：“若猶洩洩視之，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第八十八期）
現代小說
在現代小說的領域裡，狹義的寫實主義時代，在老態龍鍾中已成過去。“新”的心理世界和內在自我的描述、啟軔了小說一個“新”的紀元。世界時時在變，現代小說是反映分析這一代的心理和自我的，當然也未能不變。其實變正是進步，墨守成規才是腐朽，李英豪先生在《論現代小說的轉變》一文中，就寫出了現代小說在追尋人類經驗的豐富和多變性。（第八十八期）
人性
善與惡，美與醜，這些都是相對的名詞。一個出乎真情的人性，必然兼容這些相對的善惡和美醜。可是在一個強調犧牲、提倡公德的社會裡，總意圖人性是可變的，抽去人性中惡的、醜的部分，而導向真善美的境界。其實這種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也是違揹人性的。今天社會的進步和文明，有許多是人性中“惡性”所促成的。林語堂先生的《好好運用人類的惡性》一文，對我們一般人所抨擊的懶惰、自私、恐懼等人性中的“惡性”部分，做了新的評價。原著是用英文撰寫，特由李永久先生譯出。
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和居住自由，都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英美法有一個原則，凡由非法手段所獲得的證據，都不能作為定罪的根據。這個原則，是我們東方很多國家所缺乏的。李聲庭教授的《論個人秘密不可侵犯權》，就日本《宴後》小說一案的判決情形，談到日本司法方面有關觀念和看法的改變，很值得我們借鑑。
“自由”兩字，就文字的含義來講，我們很難找出它的範疇，因此誤解自由和濫用自由的事，也就屢見不鮮了。嚴格地來講，今天一般所謂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而言。這樣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種權利。凡是權利都是相對的。民法上所規定的“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正足以說明一切權利的本質，當然自由也不例外，唯有徹底瞭解這一點，才是真正懂自由的人。
今天，一些假冒自由主義的人，曲解自由的意義，委實可怕！他們誹謗、造謠、誣告，推其究竟，極可能是不自覺地反映出其原先所受的思想毒素。這種思想毒素就表面看來，似乎已經“反正”了，可是，拔去了釘子的釘眼，卻依然存在著一些殘鏽，而這些鏽還是會起化學作用的。沈國鈞先生的《“自由”與自由觀念》，是一份最好的“教材”，對殘鏽的剖清，具有積極的作用。（第八十九期）
心病
據臺大醫學院葉英坤教授的調查，竟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具有“心病”，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今天學生進入大學後，現學非所願，出學校門後又學非所用，社會現實環境如是，而家庭期望又復過殷，“心情”的形成，這是一個主要原因。《紅與黑》一書，是該書作者根據當時法國的一段社會新聞，活生生地塑造出了當時法國社會形態下一位法國青年的病態心理，臺大教授黎烈文先生所寫的《〈紅與黑〉與心理分析》，不僅有助於我們對這部作品的欣賞，更有助於瞭解當時青年“心病”的成因。（第八十六期）
中國文學
在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的傳統中國文學裡，所表現的都是一派頹唐及暮氣沉沉的氣氛。就這一方面說，無疑的，我們該向積極、向上，面對現實的西方振作精神學習，陳橋先生用一連串“夢”的詞彙寫成了一篇《夢鄉國》，從這一篇輕鬆風趣的文章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發人深省的感受。（第九十八期）
性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是一種自然現象，中國古人並不諱言性，只有到那些腐儒的手裡，性才變成不能形之於口的東西。從此性就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很少有人敢去接觸這個問題，更談不到去深人認識了，而一切罪惡也都在暗中摸索裡產生了。我們卻習慣地把這些罪惡都歸咎於性，並且認定只要防止了性，就是防止了罪惡。
其實，這種看法是天大的錯誤。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就多的是這樣的人，一面行其生物的本能，另一面卻板起臉來，大罵這是猥褻、下流、罪惡。這都是由於把性神秘化的結果。
我們認為性的問題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只有表面化的討論，才有助於我們對性的正確認識。（第九十二期）
禁書問題
法律只能禁止以煽動犯罪為目的的書。如果只憑行政官員個人的偏見和無知，武斷地認定哪本書應當禁止其流通，那隻會妨礙了出版的自由。
文學作品和藝術創作，必然有其公認的評價，我們不能隨便拿“淫穢”、“不潔”、“危險”等等字樣去汙衊它們，如果查禁書刊只用抽象的道德概念和政治要求，而沒有一個具體標準的話，那麼，天下任何一本書，無不可以被羅織成罪的。
我們認為，要使一本不得當的書難以流通，由社會來做遠較法律處理來得好，一個健全的社會，對書籍的好壞，自然有一種過濾作用，私人的指摘、輿論的批評，對出版書籍所引起的淨化作用，是始終存在的。如果有些人認為一本書無害，有些人認為一本書有害，儘可由讀者自由去選擇，若由政府出面禁止，不僅危險，而且是不必要的。（第九十八期）
留學生
《這一代留學生》的第二篇，暴露了留學生的職業真相，也寫盡了留學生的辛酸苦辣，由此可以看出浪跡天涯的苦惱折節讀書”的不易。在“人才輸出”、“為國儲才”的過程中，這裡麵包含了多少眼淚，包含了多少舊愁新恨。可是，從另一角度，我們看到年輕一代學人的長成，生活的磨鍊使他們變為成熟；生活的競爭，使他們真正脫去了“傳統”的長衫。（第九十七期）
性犯罪
性犯罪在臺灣報紙的社會版上佔據了極大的篇幅，從黃效先的毀屍滅跡，到林翠松的潑酸洩憤，有的是性本身就構成了犯罪；有的是由於不正常的性關係，而促成了犯罪的動機。這些事現代如此，古代未嘗不如此。因此，我們認為性犯罪已是犯罪學科上的一個重大問題，非在學理上做細密的研究不可，謝康教授的作品正是這方面的表現。（第九十六期）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這是民主社會的必具要素，這不是口裡嚷嚷的高調，而是付之實踐的。
上一期我們發表了居浩然先生批評李敖先生的文章，這一期我們再度發表了蔣芸女士批評李敖先生的文字。因為李敖可以批評別人，別人也可以批評李敖，李敖主持《文星》編務的時候是如此，李敖辭卻編務也一樣。
只有膽怯的人才怕批評，他們見不得光，見不得熱。因為他們一身都是見不得人的地方。他們拉起鐵幕，排斥文化交流，限制出入境，阻擋一切光和熱，這是由於他們內心的恐懼，而拒絕言論自由，更足證明他們內心的膽怯。
剛強的人是批評不倒的，尤其是執著真理的剛強。（第九十六期）
自由
關於監察委員彈劾法官的事件，法理上的討論已近尾聲。本期的投書和文字，意見上容有不同，但卻是一個自由討論的好榜樣。自由討論是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生活在民主社會裡的人，以及願意在民主社會裡生活的人，都隨時要面對公平競爭，然後在公平競爭裡享受成功或接受失敗。在民主社會的遠景下，凡是遵守自由討論和公平競爭的“板眼”的人，他們永遠不會感覺到“失敗”——因為失敗者常常是自由的功臣和證人。只要能促進民主社會遠景的接近，個人的成敗是算不了什麼的。（第八十期）
方法學
在目前中國知識和思想界，最缺乏的一種維他命就是方法學上的訓練，所以讀書萬卷，所得是“迂”；議論千篇，所獲是“腐”，除了虛耗精力以外，還有導致一個盲人領瞎馬的危險。（第八十期）
教育
高等教育的怪現狀問題，自從本刊七十三期起，由李敖先生“發難”以後，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我們在七十三期的“編輯室報告”裡就說：“我們希望和教育學術界接近的朋友，多多提供這方面的意見，使這潭死水，先激起一點浪花。”這期的《從一巴掌看輔仁大學》，就是一個小小的“浪花”。這是高等教育怪現狀的另一面，我們不看這篇報道，想都想不到中國大學教育竟糟到這步田地！教會學校也竟糟到這種程度！我們希望吃得白白胖胖的教育部長，和吃得胖胖白白的紅衣主教，都能積極有為的做點事，不要光是說些漂亮的神話來安慰我們。（第八十期）
奔
新年到了。讓咱們別嘆氣，說：“一年又過去了！”讓咱們高興，說：“一年又開始了！”不但要高興一年的開始，並且還要向前“奔”，如何“奔”法，請看詩人夏菁先生怎麼說的。（第七十五期）
文星
《文星》的使命，在對新文化的發展上，盡我們的本分責任。擴充篇幅後的內容，仍然是：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因為我們深信：唯有培養新的思潮，才能發展新的文化；唯有豐富現代生活，才能建設現代國家；唯有藝術美化人生，才能啟迪智能心靈。
《文星》雖然具有潛在的活力，而在過去的四年半來，在外表上卻過分表現了嚴肅的氣氛。為了注入青春的朝氣，今後在不失莊重的原則下，力求編排活潑，故從本期起，封面和內頁的設計做了適度的改變。（第五十五期）
中文系
在今天腐敗的高等教育中，最代表落伍性質和時代倒車的，莫過於大學裡的中文系和中國文學研究所。它們是現代思潮裡的一個膿瘡，一個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的膿瘡。自從《文星》提出高等教育怪現狀的討論以後，社會上的一些鄉愿報刊和作者，居然也發表了一些迂腐言論，儼然以為這些迂腐言論可以解決中文系和中國文學研究所的死結，這真是笑話。周棄子先生這回忍不住了，他一言點破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他點出這根本是一個起碼的程度問題，這是很一針見血的言論。大家想想看，在今日各大學的中文系中，試看有幾個不是“義和團”或“準義和團”分子？連徐復觀之流都可以在大學中文系中濫竽充數，做黑牌教授，中文系怎麼能不完蛋？（第八十期）
五四
五四是中國新文學的奶媽，沒有她，我國的新文學是長不大的。可是她已經太老太老了，而且幹得擠不出乳汁來了。紀念她是十分應該的，依戀在她的裙下，就有點沒出息了。這一代的青年應該去追求（事實上他們已經在初戀）他們可愛的情人——現代文藝。孔誕、耶誕、莎誕，任何節日都有許多人云亦云的應景文章；粽子、月餅、年糕式的應景文章。今年五四，《文星》只舉行一個簡短而隆重的典禮，由現代文藝的升旗手之一，來降五四的半旗。請聽吧，一邊是《安魂曲》，一邊是出征的喇叭。這將是未來的文學史家重要的文獻之一。（第八十期）
中國考察
蔣勻田先生本來答應給我們寫兩篇文章，但是因為他就要出境講學、研究，只好等到出境之後再寫來，他並且還答應陸續給我們寫些在外的觀感與見聞。他在2月18日寫信給我們說：“我很羨慕美國大專學校鼓勵教授出遊的辦法：每教課二年，得休假一年；同時又得學校之資助，出國旅行考察。對社會言，可以觀摩異同，藉助他山；對個人言，可以開拓新境，精益求精。因此，使社會不致落後於進步之社會，使個人不致孤立於文明之人際。此乃餘今日籌措旅費於萬分艱難之中，擬圖遠遊美國之微意。”蔣先生這種隨時求進步、求觀摩的精神，使我們非常佩服。同時引起我們不少的感嘆——感嘆我們的“大專學校”的故步自封，不能協助真正的人才“出國旅行考察”。一般人總以為出國旅行考察是“鍍金”，其實這是因人而異的，一塊銅，出國以後，才能“鍍金”，若是一塊木頭，出國以後，根本鍍不上金，旅行考察回來，照舊還是一塊木頭！把不合適的人送到國外去，除了佔去名額浪費公帑外，還能得到什麼呢？所以我們看了蔣先生給我們的信，不能不有所感嘆，不能不指出“鼓勵教授出遊的辦法”，實在需要仔細選擇，不能濫竽充數。（第七十七期）
傳統文化
所謂傳統思想，就是列祖列宗留傳下來的權威教條，這些教條，使我們不得不放棄對當前事物的思維，而去遵守古人對當時事物的思維；這種教條，不僅難以配合調適社會的突變，而且容易養成整個文化的惰性。因此對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來說，傳統思想實在是最大的絆腳石。（第九十八期）
所謂“中醫”或“國醫”這種舊社會殘餘下來的渣滓，本來早就該被淘汰的。可是由於人們的愚昧無知，居然在現代的潮流下，“中醫”還能繼續存在，繼續猖獗張狂，繼續開辦他們的“學院”，繼續兜售他們的命酒仙丹，這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可恥的現象。為了清除這種可恥的現象，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對所謂“中醫”展開掃蕩的工作（如本刊第五十九期、第六十一期）。監察委員黃寶實先生這一期又給我們寫了一篇《“進化”與“淘汰”——為“中醫”論者進一解》。他從歷史來透視“中醫”和“中醫”論者的虛偽面目。（第七十六期）
韋政通先生再度將傳統文化送上了手術檯，做了一次局部的解剖。近一年來韋先生在這一方面下的工夫很多，這是以現代的眼光來整理國故，給國故一個再評價。記得吳稚暉先生在1923年，曾發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
“什麼叫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它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
這是何等明白、何等徹底的看法！可是這半個世紀來，吳先生的看法，不僅沒有發揚光大，相反地，卻被一層復古的低氣壓，悶得透不過氣來。進而用盡一切牽強附會的點綴，給國故披上了一層現代思想的保護色。韋先生的《民主與中國文化》，正是針對這些問題，逐個來一番正本清源的作用。（第九十三期）
中國人的現代生活，幾乎和藝術是絕緣的。被一些冬烘學者誤解為只有物質文明的西方，大而至於機場與教堂，小而至於室內裝飾，莫不力求滿足現代人的新美感。（第八十期）
十一期的封面人物李普曼，美國總統約翰遜在12月1日，以一國元首之尊，親自移樽就教，跑到李普曼家裡談了四十多分鐘。我們讀《孟子》，有這樣的話：“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再讀《後漢書-楊乘傳》，也有這樣的話：“夫明主之世，必有不召之臣。”我們怎能想到，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的傳統理想，被我們幹叫了兩千多年結果，竟被西洋人表演得惟妙惟肖！
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目前《文星》所著力的，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中西文化，就各種不同的事例，去衡量中西文化，試圖為中西文化問題開創一個新局面，為今天的社會開拓一個新機運。我們認為只有冷冷靜靜地討論問題和研究問題，才能消弭門戶之見和意氣之爭。鍾祥先生和韋政通先生都是肯勤奮思想的人，這一期的《櫻花樹下談中西文化》和《泛道德主義影響下的傳統文化》是兩篇結結實實的文章，前者對中西文化的容許性，提出了極其客觀的看法，後者針對傳統文化的病態，下了一道狠狠的猛藥。（第七十五期）
一直傾向於傳統主義的韋政通先生，由於最近兩三年來的中西文化論戰，在一個顯明的對照之下，終於使他從傳統的桎梏中掙扎出來，本期《我看中國未來文化的一些構想》正是他歷經矛盾、困惑、苦思而形成的一條新的思路，並使作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觀察傳統。該文內容著重於對當代若干學人對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研究的結論，作一簡評，希望能使關心中國文化遠景的人，獲得較明朗的圖像，並建立新的信心。（第八十九期）
在我國的社會環境裡，一直到今天，還擺脫不了鬼神崇拜、玄學體系的擺佈，實在是徹底的全體論者最好的棲身之所。（第八十八期）
東方和西方對於兩性觀念，有根本上的差異，自從西風東漸以來，我們曾經站在傳統道德上頑強地去鞏固這道防線，但是事實上卻徹底地失敗了。今天我們看“天足”已是不足為奇，自由戀愛更是天經地義，可是在五四以前，這些都是被一些保守的傢伙視為色情的，徐訐先生的《兩性問題與文學》，對此有極精闢的分析。（第八十六期）
在現代化的大進軍裡，有一種鴕鳥式的動物，他們不放開兩腿奔跑，反倒把頭鑽進傳統的沙堆，拿夷狄的薪俸，鼓勵別人大談“夷夏之防”，這是最可惡的偽君子的醜態。本期余光中先生的犀利文字，就是針對這種醜態而發出的一顆原子彈！（第八十期）
這篇文字也是李敖寫的：
《文星》雜誌徵文啟事
——從一個歷史故事談起
兩百一十三年前（1749），在法國的一本權威雜誌——《法國水星》（MercuredeFrance）上，出現了一頁徵文啟事。徵文的題目是：“科學和藝術的進步究竟敗壞道德還是增進道德？”
當時正是大熱天，在巴黎到望森（Vincennes）的路上，有一個年輕人，正朝望森的一個“別墅”走去。“別墅”中有他一個好朋友，這個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百科全書的大宗師狄德羅（Diderot），當時因為寫《瞎子的書》（Lettresurlesaveugles）衝撞了權貴，正被軟禁在“別墅”裡。
那個沒錢坐車的年輕人，走在路上有點累了，他在路邊躺下來，隨手翻出口袋裡的《法國水星》雜誌，一眼看到的就是徵文啟事。
這條徵文啟事突然使他靈光一閃，也使他開始了很多構思。等他一見到那受難的朋友，就興奮的說出他想要應徵的計劃。
狄德羅極力慫恿他，於是他寫出了一篇長文。這篇文章使他得了第一獎、使他聲名大噪、使他看到另一個世界，也使他變成一個新人。
多年以後，他在《懺悔錄》（LesConfessions）裡回憶這件事，告訴人們，這次應徵對他一生的重大意義。他，就是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
今年11月，《文星》雜誌將滿五週年。在五週年的前夜，用“徵文”來做紀念，該是一件含義深遠的事！
五年前，《文星》誕生在已有四五百種刊物的臺灣，它給臺灣出版界帶來一個新風格和一點新酵素——它沒有津貼、沒有倚靠、沒有內幕、沒有黃色、沒有低級趣味、沒有“軟”趴趴的文章……它在購買力低弱的環境，用“不辭其志，不辱其身”的嚴肅精神，苦撐了五年。
《文星》深信一個正派而夠水準的雜誌，在社會中應得到公正的重視。五年來，它在這方面已經得到極大的愛護和鼓舞，這種收穫是千千萬萬讀者心靈的反映。基於這種反映，《文星》決定用這次徵文來反映讀者的心靈。
徵文的題目是：《我的……》。
這是一個人人可寫的題目，人人可站在自己的任一角度來寫：“我的”成功或失敗，“我的”希望或失望，“我的”好夢或噩夢，“我的”家人、朋友或情人，“我的”快樂跟煩惱，“我的”職業或問題，乃至“我的”書齋，“我的”斗室，“我的”雪茄煙，“我的”收音機，“我的”販夫行徑，“我的”神女生涯……人人可以透過文字與技巧，把“我的”心事呈現在人人之前，讓大家能夠看到每一位男女“盧梭”的奇文，也讓大家分享同情、歡樂和眼淚，更讓後日的歷史與繼起的一代，能夠在未來的歲月裡，回顧那幾場有痕的春夢——它們象徵了這段歷史裡程的吉光片羽，也代表了我們這一世代的餘韻與心聲。（第五十九期）
〔後記〕李敖後來提醒我，當時有部分“編輯室報告”其實是陸嘯釗寫的，我因為“不詳查”，所以就“陸冠李戴”了。我願意為這個錯誤負上全責，但是為了瞭解“文星風雲”的實況，我們也不用太計較作者是誰了。（韓妙玄）
《文星雜誌選集》導言
1957年11月，《文星》雜誌創刊；1965年12月，《文星》雜誌被封；共出了九十八期。
《文星》雜誌是月刊，前後出版了八年兩個月，它的生命，乍看起來雖不算短；細察一下卻並不長，不客氣的說，它的生命不是從第一年開始的，而是從第五年開始的。《文星》雜誌半年一卷，第五年開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總號第四十九期），從這一期開始，李敖出現，《文星》改觀。
在李敖出現前四年的《文星》裡，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文星》裡，《文星》只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雖然標榜“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號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實上，它的表現卻可憐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現尤其可憐。大體上說，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個雜誌，那樣溫吞吞的辦上四年，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這是在這個地區循規蹈規“按牌理”的結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結果。所以，我要說，《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於第一年，而始於第五年。
《文星》是蕭孟能獨資苦撐的雜誌，在前四年裡，蕭孟能只出錢，編務由這個地區新聞界人物主持，《文星》辦得溫吞吞，其理自明。第五年後，李敖使《文星》平步青雲，蕭孟能自新聞界人物手中收回了編務，全力支持李敖來耍，造成了虎據龍盤四年的奇蹟。這四年的奇蹟，是蕭孟能獨具隻眼、李敖別有一手的成果，這一成果——在“挖根”上為中國趨向求答案——沒有任何雜誌能超過《文星》。
《自由中國》雜誌以後，《文星》成為眼中釘的遞補者。封殺《文星》既成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厭其精，是“公私合營”式的——在“公”的手法動手前後，多次以“私”的手法上下其手。蕭孟能和我，不斷遭到離奇的訟案，從皤然一公到公然一婆，形形色色的檢察官式原告，此起彼落，我們也就共同或分別擁有離奇的罪名——就像阿登納（KonradAdenauer）或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擁有的跟他們品格絕不相稱的下等罪名一樣。
不論在公或在私的對造，他們無一不想從這個地區的法律上，巧取勝利或豪奪勝利。明眼人並不奇怪他們在政治護持中得到法律的勝利，明眼人奇怪的是：他們不恤一切文字上、歷史上、道德上、公論上的敗績，而執迷這個地區法律上的勝利，勝利了，又怎樣？兩千年前，把耶穌送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哪個不是法律上的勝利者？但這證明了什麼？這就證明十字架上的人錯了麼？這就證明他們和他們手上的法律對了麼？
凡不是短視的、自我陶醉的、老年自卑症的人，觀察《文星》的被封殺，都會恍然它象徵的意義。《文星》是一個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義與公道沒有蓋棺前，不論如何掩埋在秋墳鬼唱之中，烈士不瞑目！
蕭孟能和我在文字上、歷史上、道德上、公論上的一些成績；儘管多年被掩埋在秋墳鬼唱之中，但在地下和海外卻早被稱許、早有定評。從美國的《紐約時報》到英國的《經濟學人》，許多不受地區汙染的報刊文獻，都做了旁觀者淸的肯定。蕭孟能和我，雖然“因義受難”，遭遇了無窮的麻煩與迫害，但從人類思想自由史上看，這是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過程中的必然劫數，雖然千奇，並不百怪，倒也不算什麼。
兩個半世紀前，美國出版原野的開拓者彼得曾格（JohnPeterZenger），為爭取言論出版自由，因義受難，備歷折磨，但在最後，法律和歷史都給了他光榮的評價。蕭孟能是中國的彼得曾格，在他全盛時代，我未對他有過一字之褒；現在他南美遠引、垂老投荒，我願公開這樣說：不管罪名多可笑，不管路多窄、水深波浪多闊，發願“須對歷史交代”的蕭孟能，不但已光榮確定他在歷史的地位，並且光榮站在歷史的前面。
《文星》雜誌被封后十四年，新一代的言論出版自由爭取者沈登恩，認為該有一套《文星雜誌選集》流傳市面，這種苦心，真叫“慎終追遠”了。我很高興我能主持這一選輯。我從文星第五年開始選，選出六本書的量。我有意不選李敖的文章。這樣才更客觀。要看我文章，可看我即將出版的《李敖全集》。
1980年1月5日
《文星雜誌選集》題詞
《文星》雜誌是三十年來最有深度的雜誌，也是最有永恆價值的雜誌，政論性的雜誌是一時的，思想性的雜誌是永久的。《文星》雜誌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績，至今空前絕後，沒有任何雜誌趕過它。
《文星》雜誌在蕭孟能獨具隻眼、李敖別有一手的經營下，四年於茲，遠在天邊的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的影響了新生代。在它暴斃十四年後，由遠景出版社印出它的選集，真是難能可貴。
1980年1月5日
“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文星》雜誌哀辭
近代中國人辦雜誌的歷史，已有八十年。八十年來，有名的雜誌不少，但是這種雜誌，大都附庸於政治和政治活動，變成了政治的工具，變成了政治活動的手段，結果雜誌被“政治掛帥”，在這樣的影響下，真理就常常給染了黑或漂了白，就難“還以顏色”了。
因此，八十年來，中國人辦雜誌，不受政治影響，而以“思想掛帥”帶路的，《文星》雜誌就變成鳳毛麟角的一種。《文星》雜誌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績，至今空前絕後，沒有任何雜誌能趕過它。這種結論，只要比較一下八十年來雜誌的內容，就不難做出。在舉國滔滔的政治洪水裡，《文星》雜誌不改本色，堅持“思想掛帥”，這一堅持是很不容易的。《文星》雜誌最後為這一堅持而告溺斃，也正說明了這一不容易。
《文星》雜誌創刊在1957年11月，但創刊後的前四年裡，它只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很像美國新聞處辦的《今日世界》，以報道新知或誰跳多高誰跑多快為主，它雖標榜“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號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實上，它的表現卻可憐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現尤其可憐，尤其“按牌理出牌”得很：一個雜誌，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這全是“按牌理”的結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結果。所以，創刊後前四年的《文星》雜誌，特色並不明顯。直到第五年開始以後，也就是從我進入這雜誌以後，《文星》雜誌才開始從質變到量變，成為最有特色的雜誌。這種特色，從第四十九期持續到九十八期，共有四年之久。
為什麼我使《文星》雜誌走“思想掛帥”的路線呢？因為我深信應該思想領導政治，不該政治領導思想。思想是一切的根源，思想是冷靜的、細密的；政治是狂熱的、粗糙的。“政治掛帥”是權力掛帥，照英國哲人的說法，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為了避免“政治掛帥”的腐化與絕對腐化，必須從根救起，在思想上為中國人定向，使中國人從根上脫胎換骨，不再在思想上糊塗混亂。我深信，只有在思想上得救，中國人才能擺脫“愚昧無知的盲動”（ignoranceinaction），中國才能走上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的正路。
在我掌舵的《文星》雜誌四年裡，我努力在這種大方向上，給中國人帶路。禪宗和尚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使中國人練習獨立思想，不受人惑，就是《文星》雜誌的真正旨趣所在。如今，《文星》雜誌不再東來，而已西去，我回首前塵，忍不住寫下這段哀辭。論斷《文星》雜誌，必須從這種大方向著眼，才“不受人惑”，不能這樣著眼，妄加論斷，那只是噪音而已，正是《文星》雜誌所要棒喝的對象啊！
1982年7月1日
被封殺的《千秋評論》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黯黯猶承誤，未俗紛紛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王安石《讀史》詩
周文王入獄，有《易經》；司馬遷入獄，有《史記》；文天祥入獄，有《正氣歌》；李敖入獄，有《李敖千秋評論》。
《千秋評論》的最初構想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造成對思想界極大極深的影響。河上肇後來入獄，也就伏機於此。
因為最初構想是個人雜誌，所以最初的名字不是《千秋評論》而乾脆是《李敖評論》。消息傳出後，1月1日《時報雜誌》登出石敢言的《有感於李敖辦雜誌》，裡面說：
李敖要辦雜誌了。據知，這份刊物於民國七十年元月出版，雜誌名稱為“李敖評論”。
以李敖的本身條件、經歷和現仍有的支持讀者來說，李敖比大多數人更有資格辦雜誌，更應該辦雜誌。更能發揮雜誌對社會的功能性。
但是，我們反對李敖辦這份刊物。
《李敖評論》尚未出版，其內容我們無從得知，所以我們反對它，不是因為政治理由。
《李敖評論》的組織人事，我們並不知悉，所以我們反對它，不是因為個人恩怨。
更明確的說，從很早以前，我們崇拜李敖，曾以李敖的追隨者自許。縱然這幾年來，李敖的表現令人失望、令人痛心，我們仍然捨不得對他有所微詞。
我們總是認為，從遠方歸來的李敖，在這個現實的人間裡，尚未能適應，尚未能掌握及社會架構與成分的改變；我們總是認為，李敖會更成熟，會把無窮的精力、無盡的才學轉化為偉大的著作或學說，以此開拓我們的視野、撞激我們的智慧、引導我們的見解……
我們一再的替李敖辯護，在李敖受到批評、受到暗擊或明斥時，因為我們始終認為李敖自己不屑於辯護；我們一直向李敖鼓掌，因為我們始終以為李敖不要掌聲，以為李敖追求的是公義、是歷史的敬意，不是世俗的、虛幻的身價角逐者。
當李敖自封為天下第一聰明人時，我們瞭解那是他的玩世不恭，我們笑著接受。當李敖和蕭孟能打起官司時，我們相信他的清白。
我們相信他的清白
然而，《李敖評論》的消息傳出，我們的夢也同時驚醒了，李敖已經徹頭徹尾的改變。雜誌是社會輿論，不是個人輿論：雜誌從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為真理獨斷的劊子手。《李敖評論》則毫無疑問的充滿著個人主義、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對的則欠缺作為社會公器的基型。《李敖評論》何異於“個人評論”或“片面評論”？
我們樂於見到李敖出面辦雜誌，樂於見到李敖在雜誌裡開闢“李敖評論”專欄，用以評鑑社會之事或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揭櫫理念、思想……但是，我們堅決反對李敖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把雜誌的反應功能極端化、一己化。
敢請李敖把“李敖評論”改名為“千秋評論”或“肝膽評論”或“事實評論”或其他任何客觀化的名稱。
石敢言這篇文章，有一點是他過慮了，就是他認為《李敖評論》是“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實在未免看得嚴重。古往今來，用一個名人名字作為雜誌名字的，例不在少，從《哈潑雜誌》（Harper'sMagazine）到《密勒氏評論報》，從《銘傳學報》到《王榕生時裝》，都是一般可見的例子，“李敖評論”這個名字，似乎不該引起這麼大的誤會，誤會到“李敖已經徹頭徹尾的改變了”、誤會到“我們的夢也同時驚醒了”。
名詞之爭
對石敢言的文字，1月20日的《自由日報》上，就有秦懷冰（陳曉林）的《為李敖說幾句話》，反對“對雜誌名稱過分天真的推論”，石敢言的過慮，使我想起《展望》（TheOutlook）總編輯艾博特（LymanAbbott）自傳中記他父親的談話：“自古以來，凡在哲學上和神學上之爭論，十分之九都是名詞之爭。”艾博特接著說：“我父親的話是對的。但我年紀愈大，愈感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兒小錯——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實也還是名詞之爭。”
為什麼我要同石敢言“名詞之爭”呢？為什麼我不感謝他的好意，把“李敖評論”，就照他的提議，“改名為‘千秋評論’”呢？為什麼我不來一次“民主表演”呢？
就這樣的，我向官方申請了以《千秋評論》為名的雜誌執照。
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9條給我執照，但在一個多月以後，新速實簡的又按《出版法》第11條“技術擊倒”（T.K.O.technicalknock-out）了這個執照——“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這種演變，微妙的演變，反映了我已判無罪的官司為什麼忽然變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
4月5日《時報雜誌》有楚深的《藝文掃描》，說“李敖積極籌備《千秋評論》”，“以李敖的才學和財力，加上他事事求精的性格，相信會在雜誌界消沉的此時掀起高潮，經過這十年的思想鍛鍊，說不定李敖能從‘文星時代’重振成為李敖‘千秋時代’。”顯然的，楚深太樂觀了我的“重振”，而忽略了官方的“三振”，楚深顯然忽略了：使李敖一蹶不振，是符合多方面的“國策”標準的：李敖是叛亂犯前科的資深異己，“國策”不打擊他，還打擊誰？誰會為他“違反國策”呢？
“脫軌的老大”
就這樣的，作為雜誌的《千秋評論》，雖然子宮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評論》雜誌，局版臺志字第2775號，生不逢時，死得其所，嗚呼哀哉，尚饗！
《千秋評論》雜誌出喪後，我決定出版《李敖千秋評論》系列叢書，在《出版法》第16條至22條軌跡間做“脫軌的老大”。既然不是雜誌，我想：官方應該快樂多一點、緊張少一點、度量大一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李敖之口，甚於防長江大河”，官方應該學到這種智能。過去防李敖之口的官方大將，像前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前國民黨文工會主任謝然之諸公，如今已都是叛黨不歸的大將，可見這種“內患”（心腹之患），比李敖這種“外患”還麻煩得多，“先安內，後攘外”既然也是“國策”之一，那麼我們就先追隨這一“國策”，開懷一笑吧！
1981年7月15日
附錄
為李敖說幾句話（秦懷冰）
一向為文化界側目的李教，最近，除了已經牽扯不清的幾場官司之外，又遭到了批評。這次，批評者的理由是：“據知”李敖要辦雜誌，而雜誌名稱為“李敖評論”。於是，批評者基於此一“據知”而表示：“我們堅決反對李敖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把雜誌的反應功能極端化、一己化。”從而認為：“李敖已經徹頭徹尾的改變。”
我個人很清楚中國知識分子心態上經常充盈著的道德感與使命感，我不但很尊敬，同時也很贊同適度地懷持這種道德感與使命感，並認為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很高貴的情操。上面所引的批評，顯然地，基本上是以知識人的道德規範與雜誌業的社會使命為前提的。
我個人基本上並不贊同李敖的論調，甚至，他一逕主張的“全盤西化論”，與我所傾向的尊重文化傳統及民族尊嚴，反對西方意識形態過分膨脹的看法，經常會站在截然相反的對立地位。他的玩世不恭、他的旁若無人、他的飛揚跋扈，也與我的本性及訓練格格不入，雖然，他的文字組織能力、他的資料運用能力、他的勤學與博知、他的才華與慧黠，是任何人無法抹殺的事實，在潛意識裡，我想，我過去曾有一段時期，以他為假想的對手，試圖在文化理念與文字技巧方面超越他、凌蓋他，進而否定他。時至今日，我想：我們應已有更堅實、更真切、更廣泛的理由，來解消李敖的全盤西化論，而僅把它定位為中國文化思想裡，激烈反傳統與反正統者流中的一支，我也確信：由中國大地上綻放出來的那種廣大和諧、同情交感的人文精神，應該足以承載和涵納它的子民一切的貢獻，包括激烈反傳統者流所展示的批判或叛逆意識在內。
公正與公平
李敖對於中國文化的批判與反動，有許多地方並不公正，但是，這並不表示此間知識分子也可以用同樣不公正的態度，來對付或否定李敖，尤其，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是以開明的現代人道德的裁判者，或民主的代言人自居的話。以上述的批評為例：整篇議論所繫的基調，是建立在“據知”二字之上，由於“據知”“這份刊物將於民國七十年元月出版，雜誌名稱為‘李敖評論’”。所以，批評者要呼籲：“我們反對李敖辦這份刊物。”作為一個現代的知識分子，在發表堪稱立場嚴肅的談論時，至少需要檢視一下自己的資料，純以“據知”立論，不得謂為負責的態度。我們雖不盡同意所謂的“唯證據主義”，胡適所提倡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在現代科學的方法論上，也顯然已有不足與不妥之處，但負責的態度、嚴謹的定論，仍是以現代知識分子自居者，在著文立說衡人論事時，不可或缺的要件。事實上，看到該一批評後，我曾向李敖查證有關辦雜誌之事，李敖的答覆是：雜誌只在構想中，既未登記，亦未定名。於是，所謂“據知”，所謂“將於民國七十年元月出版”云云，顯然只是誤傳，不能不令人想到：批評者其“知”所“據”既不確鑿，其論所指是否便會一定公允呢？又如，該一批評的結論是：“敢請李敖”把目前尚屬子虛烏有的“李敖評論”“改名為‘千秋評論’或‘肝膽評論’或‘事實評論’”、“或其他任何客觀化的名稱”。這一段話專在名稱上作文章，儼然有中國名家“循名責實”之風，或西洋唯名論者（nominalist）以名馭實之概，但名實問題豈是如此簡單？雜誌有一個“客觀化的名稱”，便不會發生批評者所憂慮的“搞個人權威，把雜誌存在的基本意義抹殺，把雜誌的反應功能極端化、一己化”的現象麼？而批評者所提的幾個名稱，確是“客觀化的名稱”麼？批評者心目中所謂的“客觀化”是否過於天真（naive）？他對60年代之後西方學界對“價值中立說”（neutralityofvalue）、“客觀性神話”（mythofobjectivity）理論上所提的激烈抵制與糾正，是否具備應有的常識？至少，對雜誌名稱過分天真的推論，會使人聯想到不久前有人指責：“《黃河》雜誌從未報道有關黃河流域的事情”之類的笑話。
道德判斷的條件
當然，我亦深知目前許多文化界人士對李敖的反感與譏評，主要是出於道德的動機。但坦白說來，對於一個曾經在生命中遭過極大波折的文人而言，他對這個社會習俗的挑戰，他對我們法律系統的乖違，事實上已受到充分的反制與懲膺。他目前所涉及的諸般官司，是非恩怨，盤根錯節，局外人實在難以分辨真相，而在司法程序正在進行之時，旁觀者也不宜表示若何的態度。也許，有人會說，除了法律的制約之外，知識分子對這類事例，還應有輿論的、道德的態度表示，那麼，最低限度，道德的肯定或譴責，都不應基於任何“據知”的傳聞，而應根據周詳謹密的實證，否則，這樣的道德判斷本身是不可靠，甚至不一致的。
進而言之，提到道德，此間的知識分子往往會有寬以律己、厚以責人的表現，往往以為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完美的象徵，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餘，唯有他們自己是出汙泥而不染的青蓮，是入地獄而不悔的聖賢，精神上高高在上，裁判眾生，而很少想到：無論中國或西方，道德的精神都與“恕”字血脈相連，意蘊相通，不妨信手拈來兩個家喻戶曉的例證，以資說明：《聖經》的“約翰福音”第八章，提到祭司與法利賽人命群眾以石頭打死一名行淫的婦人，耶穌就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從老到少，張脈僨興準備“以義殺人”的群眾，一個一個都離去了。《論語》的《里仁》篇，提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而“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更明白彰示了仁道與恕道的合一性。如生說：“東聖西聖，心同理同”的話，那麼上面兩則對於道德自反性的闡明，一齣之以喻示、一齣之以直述，卻都反襯了寬以律己、厚以貴人者，未必能夠真正瞭解到道德的本質。
容忍的精神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我們尤其要有容忍的精神。時至今日，至少形式上的容忍已有客觀的標準，那就是法律條文，而精神上的容忍卻缺乏充分的基礎，因為那需要高度的道德自反意識。然而，知識分子倘無自省的能力與習慣，又何貴於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又何異於社會上一般隨波逐流的大眾？倘若由於李敖對於中國文化不寬容，對社會規範不寬容、甚或對於道德情操不寬容，因此我們此間的知識分子也對他的行徑、他的思想，甚至他的文字不寬容，以“據知”的種種理由，施獨斷的道德裁判，那麼，我們在內心深處，是否真如我們在口頭上所表示的那樣重視民主與自由呢？倘若我們在內心深處，確認為李敖歸來後的某些作風或行為，法律不足以斷定其是非曲直，而必須知識分子再施以輿論的、道德的評估，那麼，我們本身在對輿論與道德的理解上，是否當真前後一貫、完美無瑕呢？若干年來，此間以開明的現代人自居的知識分子，常挾胡適的言論以自重，於是，我常希望他們重讀一遍胡適後期最精要的一篇文章，距今二十二年之前所寫的《容忍與自由》，尤其是這一段：“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胡適在對這篇文章的討論上，並提到拿筆的知識分子，在心態上必須寬容，“因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作為“也是有權有勢”的今日此間知識分子，不知以為然否？
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我反對李敖的大部分言論；基於對民主自由的擁護，我也反對此間部分知識分子對李敖的不寬容態度，以及由這種態度所透示的知識分子本身在認知上的缺憾、判斷上的輕率，與道德上的武斷，如是而已。
《萬歲評論》緣起
十八年前（1966年），當《文星》雜誌被國民黨封殺後，在不準登記新報也不準登記新雜誌的困境下，我曾計劃突破困境的法子，當時我就有了“李敖每月一書”構想，按照鉗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2條，出版品分為三類：
一、新聞紙類：
（甲）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乙）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按期發行者而言。
二、書籍類：指雜誌以外裝訂成本之圖書冊籍而言。
三、其他出版品類：前兩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
再按鉗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36條：
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下列行政處分：
一、警告。
二、罰鍰。
三、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
四、定期停止發行。
五、撤銷登記。
第1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鉗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寶，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實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査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這種寫作量。所以，此時此島，爭取言論自由的志士仁人們，一旦遭到國民黨在“新聞紙類”上的封殺，便顯得一籌莫展了。
十八年前，我雖然有“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來突破國民黨的鉗制，但是，以我當時的處境，卻非常糟糕，在《李敖自訂年表》（《政治家》，1981年3月16日）裡，有這樣記錄：
1966（民國五十五年）31歲。《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傳統下的獨白》、《歷史與人像》、《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文化論戰丹火錄》、《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等書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在裝訂廠被治安人員搶走。《烏鴉又叫了》、《兩性問題及其他》、《李敖寫的信》、《也有情書》、《孫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書全被查禁。
警總開始一再“約談”李敖，均於當日放回。
不但如此，當時幫我出書的弟弟，竟被徵召去當兵（當兵並不稀奇，稀奇的是國民黨竟從臺中、臺北兩個地方發兩道召集令去找他當兵，以急著斷我幫手）；幫我的朋友們竟被搜查、被逮捕；幫我印書、裝書的廠商竟被警告、罰站……總之，以我當時的情況，“李敖每月一書”的構想，也就止於構想而已，構想的前面，是黑暗中的一片大牆，沒有什麼實現的希望。
在國民黨封殺《文星》後，不但不准我申請登記雜誌，甚至我的朋友陸嘯釗等也一概不準，當時陸嘯釗去拜訪內政部掌管出版事業的熊鈍生處長，熊鈍生就明告他不準之意（十六年後，我在高信疆家偶遇熊鈍生，適時他早已垮臺了，他還勸告我小心，認為國民黨會整我。他的談吐與常人無異，一點也無復當年的國民黨了。這就是我常說的國民黨只是上下班的，下午五點半下班後，就不是國民黨了，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再上班做國民黨。國民黨的個人，並不那樣壞，只是一上了班，就會集體作惡了）。所以，對我說來，我不是不想再接再厲，只是一點機會和幫手都沒有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黴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包括了做苦工與坐牢獄，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1979年我復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得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詡，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但我知道我的復出，是國民黨會皺眉的。所以，在復出一開始，我就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我準備我會遭到四面八方的離奇封殺。
首先是輿論對我的封鎖，《中國時報》的高信疆，終於受到壓力，要他在國民黨全會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於是，在“美麗島事件”前四天，我寫信向高信疆辭去專欄，一方面多謝他“這半年來對我的道義支持”，一方面抗議某方面“直接間接扼殺異己的言論，究竟要鬧到什麼地步才同歸於盡？”
輿論封鎖以後，接著是輿論的鬥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動胡茵夢表演“大義滅親”，各路人馬為了嫉妒李敖、鬥臭李敖，居然認同了胡茵夢這種連納粹德國都慫恿不出來的離奇模式，居然不警覺胡茵夢的“不義滅夫”行為是“違背善良風俗”的、“違反公秩良序”的，甚至與他們“復興中華文化”的目標絕不相容的，這種“打倒李敖統一戰線”，不是太邪門了嗎？（胡茵夢在跟我同居時候，國民黨就開始封殺她，其中最明顯的是國民黨中央電影公司逼她拍不成戲。直到她做偽證，毀掉李敖，國民黨才讓“浪女回頭”，給她主持金馬獎等做酬傭。在她被封殺的過程裡，有一次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請我吃飯，我笑問他為什麼從胡茵夢寫《特立獨行的李敖》起，你們就秘密行文中影，對她警告？楚崧秋佯裝不知，推說是手下人乾的；我又笑問他為什麼過去接待外國明星等都由胡茵夢拋頭露面，現在卻把她冷凍起來了？楚崧秋推說胡茵夢“英文程度”不怎麼行。一年後我和胡菌夢離婚了，國民黨又把她的“英文程度”恢復了。我能想像一個演藝人員被封殺的痛苦心境，胡茵夢忍受不了這種痛苦而順從國民黨去做卑鄙的事，我能諒解，但我不會代國民黨掩飾。這一內幕，我有必要揭發出來。）
在輿論的一片殺伐之聲裡，國民黨《中央日報》帶頭以專論攻擊我，省政府《新生報》乾脆漫畫罵我是狗。……統計各報的新聞處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進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公平”，並且一律拒絕按照他們的《出版法》，他們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給我更正。……這種種三十二年的目睹怪現狀，不是也太邪門了嗎？
當《疾風》雜誌系統，鼓譟在中泰賓館之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就是對異己法律上面的鬥倒；當《疾風》雜誌系統，乃至《黃河》雜誌系統，鼓譟在高等法院內外的時候，眼看而來的，同樣的對異己“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於是，在選舉前夕，在李敖《千秋評論》雜誌執照拿到後一個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馬加鞭的從無罪判到有罪。於是，輿論與法律的雙殺局面——從鬥臭到鬥倒，就前後完成。
《千秋評論》是我在《文星》被封殺十七年後，第一次重新“介入”雜誌活動，它的最初構想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造成對思想界極大極深的影響。河上肇後來入獄，也就伏機於此。
《千秋評論》的執照是1981年4月18日官方《出版法》第9條給我的，但是一個多月以後，官方新速實簡的又按《出版法》第11條“技術擊倒”（T.K.O.technicalknock-out）了這個執照：——“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這種演變，微妙的演變，反映了我已判無罪的官司為什麼忽然變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
就這樣的，作為雜誌的《千秋評論》，雖然子宮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評論》雜誌，局版臺志字第2775號，生不逢時，死得其所，嗚呼哀哉，尚饗！
《千秋評論》雜誌出喪後，我決定出版《李敖千秋評論》系列叢書，在《出版法》第16條至22條軌跡間，做黃怡所謂的“脫軌的老大”。於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六冊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在1981年8月10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的刑期是六個月，我編好這六冊書，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付印即可成書。於是，《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便從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時候，“越獄”而出了！
《千秋評論》如今已出版了二十八期，一般都是按每月一冊出版著，由於國民黨不斷的搶書、查禁，為了捉迷藏和出奇兵，出書日期難免有“經期不調”之處，但在大體上，這一“李敖每月一書”的宿願，我終於能夠達成了。不但達成，並且繼續立於不敗之地，在波譎雲詭之中、在縱橫捭闔之下，每月使親快仇痛，煞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千秋評論》都是每月李敖個人的獨角戲，李敖的朋友們的一些優秀作品，限於篇幅，無法多所帶動。這一美中不足，我決心從1984年起予以補救，補救的方法就是出版“萬歲評論”。
因為“千秋評論”四個字，早已是被吊銷了的雜誌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八個字，才是正式的稱呼。可是兩年來，不論是官方的文件，還是民間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簡稱做“千秋評論叢書”或“千秋評論”，並把叢書的“冊”數比照雜誌的“期”數來計算它，連警備總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實上，警總每月把它放在雜誌組審查，以便能夠速查速禁）。一開始我本人還是相當維持“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正式稱呼的，但是後來我也“吾從眾”了，我也“千秋評論”起來了。以此類推，“萬歲評論”正式稱呼該是“萬歲評論叢書”，正名與否，悉聽尊便，蛋頭們自然不必拘泥也！
《萬歲評論》的成書方式，是每月由我和朋友們合著完成，雖然文章各自獨立，內容各自負責，但是聲應氣求，自然也有它人同此心的“共識”，正所謂“大家一起叫”者也。我盼望朋友們把最精彩的作品投給“萬歲評論”，大家“以文會友”，為苦難的時代，多留下些鴻爪遺痕。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蕭恭說：“……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萬歲評論》的著作人，理該正是這種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大家“知其不可而為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懷抱，期待一時一地的風光、和千秋萬歲的傳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學者兼塞維利亞（Seville）大主教伊西多爾（Isidore）說得好：
Studyasifyouweretoliveforever.Liveasifyouweretodietomorrow.（像從今長生那樣發憤；像明天就死那樣生活。）
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我們這些看不起當權派的死硬派，發憤生活，生活發憤，豈不正該如此嗎？
1984年1月23日
掛“千秋”羊頭，賣“萬歲”狗肉
——《萬歲評論》四十期以後
《萬歲評論》（《萬歲評論叢書》）第一期是1984年1月23日出版的，到今年3月31日出版這本第四十期止，在三年兩個月時間裡，共印了四十本書。其中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第十三期、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十九期、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三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五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都被查禁，本期也在所難逃。所以，除了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四本書外，不被查禁的只佔四十分之四，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國民黨言論自由的“寬大”，於此可見一斑！
今年4月25日是我五十二歲生日，我想推出“李敖每月一書”，按月出擊，整個的戰術，要全盤調整一下。我計劃：
一、每月月底出版“李敖每月一書”。
二、每月月中出版《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同時把《萬歲評論》與《千秋評論》合併，《千秋評論》頁數加倍，內容並不減少。
《千秋評論》的最初構想本是一個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樣的個人雜誌，河上肇在1919年起辦個人雜誌，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開放外，都是他個人的文字。如今我將全是我個人文字的《千秋評論》開放，寓“萬歲”於“千秋”之中，這樣部署，會更有利於大家的聲應氣求、更有利於出拳的方便和力量。
《萬歲評論》併入《千秋評論》後，編號從《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六十七期開始，原來《萬歲評論》書名及編號，都告一段落。乍看起來，大家在《李敖千秋評論叢書》旗下寫文章，似乎和“李敖”兩字有所混淆，其實不可做這種牛角尖式解釋。古往今來，用一個人名字掛羊頭賣羊肉也賣狗肉者，例不在少。《密勒氏評論報》（TheChinaWeeklyReview）旗下，非全密勒氏之作也；《王榕生時裝》旗下，非全王榕生之作也。密勒氏雖死、王榕生雖“投匪”，此理不可易也。所以，在李敖沒死、沒“投匪”以前，《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的招牌，實在可以大用特用你用我用。就便是將來李敖改了行，去“金銀島”做了海盜，這一名稱，仍可留給大家，共襄盛舉。《商業登記法》第28條不亦云乎：
以合夥人之姓或姓名為商業之名稱者，該合夥人退夥，如仍用其姓或姓名為商業名稱時，須得其同意。
為免日後麻煩，我特立此存照、同意在先：即一朝我退夥去做海盜，《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仍可由大家繼續賣狗肉——借李敖之屍，還大家之魂，千秋萬歲，不亦快哉！
1987年3月23日
《千秋評論》一百期期期期期期
我曾自謂“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我為什麼如此不謙虛？如此寫實？原因無他，實在是因為真寫得好。並且，寫久了，藝高人膽大，大手筆了，文章一下筆，就放得開，愈寫就愈恣肆了。例何須遠求，就拿這篇文章的題目來論，“《千秋評論》一百期期期期期期”，一個題目，一連六個“期”字擺在一道，這種學問、這種文字、這種章法，古往今來的中國人，哪個敢這樣不期而遇？
只有李敖敢。
“期”字在中文裡，又是白話、又是文言、又有歷史、又有考據，只有學貫古今的李敖、筆下縱橫的李敖，才敢這樣期我乎文中。《史記》記劉邦想廢太子，改立戚姬生的如意為太子，周昌反對。周昌口吃，盛怒之下說：“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資治通鑑》錄此原文，刪掉“雖”字。無知的柏楊翻譯成白話，竟翻成：“我口不能言，然而我期期知道不可以，陛下要廢太子，我期期不接受命名。”這叫什麼翻譯！太可笑了！“期”字在這裡明明是“極”的意思。《朱子語類》有這樣一條：“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做極字。周昌雲：心期期知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這才是正解。周昌的真正意思是“我極……極知道這可不行”、“我實……實在知道這可不行”、“我真……真知道這可不行”，正因為周昌是結巴，所以要重複一個字。《史記》用的是當時活生生的語言，所以就“期期”而寫實了。無知的柏楊翻成“我期期知道不可以”，這叫什麼白話！不但沒翻出真正該翻的關鍵字（keyword），並且證實了他根本理解文言文的程度大有問題。一方面翻了等於沒翻，一方面根本沒有“期期知道”這種白話，這叫什麼翻譯嘛！
由於周昌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一條“敢直言”的好漢，所以，他的名言“期期知其不可”，也就演化成一種堅忍質直的表徵，古來顯示不可者，多以期期表之，即使沒有口吃，也期期起來了。
《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一期是1981年9月我在黑牢裡創刊的，到今年1989年底，正好出足了一百期。前後寫時八年之久。它的整個精神，就是對一切愚昧、黑暗、與惡勢力，表達出文字上的紀錄、揭發、與抗議，表現出“期期知其不可”的“敢直言”的精神。八年來，它從牢裡寫到牢外、從黑夜寫到黎明、從四十多歲寫到五十開外、從期期査禁寫到期期放行，在在都可看出它辛苦的成績。三年前，在《千秋評論》滿五年的時候，我寫道：“五年來，《千秋評論》在排除萬難下‘按期發行’，大體都在每月一冊的進度下飛躍前進、迂迴前進、匍匐前進……不管國民黨怎麼對我‘五堵’‘七堵’‘八堵’式的堵塞，不管國民黨怎麼對我‘魔鬼機器警察’式的消滅，我就是要心之所善、九死無悔，就是要前進。……即以上期（第五十八期）出版過程而論，7月23日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還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一千五百本。我還不屈服，又再印……這種一次又一次你搶你的、我出我的相持，又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矣！”
如今，八年下來，國民黨氣數已盡，土匪之風稍戢；我則守死不去，文壇山大王之勢如虹。在《千秋評論》出滿一百期之日，寫此文志盛，自然得意非凡。照《禮記》說法，人活百歲，是為“期頤”，期謂百年、頤為當養。《千秋評論》是書不是人，但它生於憂患，是典型的憂患之書，今茲百期，也壽同“期頤”，只是命苦，雖上壽而不得閒，要自己養自己而已。憂患之餘，寫成此文，以“《千秋評論》一百期期期期期期”為題。六個“期”字中，頭一個，是書刊第幾期的期；第二三個，是“每一期都”如何如何的期期；第四五個，是“期期知其不可”的期期；第六個，是“期頤”（期而不頤）的期。這樣子一陣期期不絕，真是爽也。《詩經》有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李敖之於《千秋評論》，其此之謂歟？
1989年11月24日
《千秋評論》停刊告白
《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一期是1981年9月出版的；今年（1991）9月，恰滿十週年，其中第四十三期分刊成二冊，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連號合刊成一冊，第一百期分刊成二冊，一共一百二十期，總共出了一百二十一冊。
由於《求是評論》（《李敖求是評論雜誌》）即將創刊，為了集中主力，我決定在辦了半年的《求是報》停刊以後，把辦了十年的《千秋評論》停刊，以便配合。
回想《千秋評論》的開始，是典型的憂患之書，因為它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第二次的刑期是六個月，在我入獄前夜，汝清（黃婧）陪我預先編好了前六冊，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這種做法，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即可付印成書。在編六冊書的時候，原是以獄中新作無法外傳的準備下編成的。我入獄後，史通（石柏蒼）幫我建立了秘密運出稿件的管道，於是，從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換進我的獄中新作了。
我出獄後，每月用《千秋評論》打擊以國民黨為主軸的魔鬼，從戒嚴打擊到解嚴，一路打擊不休、難分難解。國民黨自然負隅頑抗，從第一期就予以搶劫査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冊）、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搶劫查禁。直到國民黨主子蔣氏父子死去，李登輝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他們力不從心，才告罷手。——最後勝利屬於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實的“魔鬼終結者”。
如今《千秋評論》在創造歷史以後，停刊進入歷史，撫今追昔，不無滄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贏得千載，卻也值得。《紅樓夢》開宗明義就點出：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千秋評論》十年辛苦，字字看來皆喊打，自非吟風弄月的《紅樓夢》可比，但究其背後，亦血書也，特志其同異，以為告白。
1991年9月26日，李敖56歲，在臺灣。
烏鴉的心願
——《烏鴉評論》發刊詞
我生平寫作雖多，卻始終沒辦過自己的雜誌。過去主持《文星》雜誌，是鵲巢鳩佔，不算是自己的雜誌。《文星》被封后，我申請不到雜誌執照，後來坐牢，一連十四年大黴運，離辦雜誌越來越遠。十四年後復出，在1981年申請雜誌執照，行政院新聞局在該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9條給了我《千秋評論雜誌》執照，但在一個多月以後，卻又快速按《出版法》第11條“技術擊倒”（T.K.O.technicalknock-out）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獄而不得為雜誌發行人。如今對方已因誣告我，被最高法院判處徒刑，在冤情大白之下，我又出了難題給行政院新聞局——李敖又要辦雜誌了。行政院新聞局一定想盡五堵、七堵、八堵的法子來堵塞李敖，陷我於獄，可是我不在乎。我現在又申請到《烏鴉評論》雜誌執照，在沒入獄前，我就是要一期一期辦下去。“朝言論，夕入獄可矣！”這就是我這種“刁民”的信仰！
三十年前，我讀勞倫斯（D.H.Lawrence）《査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我最喜歡這麼一段：“苦難當前，我們正置身廢墟之中。在廢墟中，我們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這當然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但已沒有更好的路通向未來了。我們要迂迴前進，要爬過層層障礙，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罷，我們還是要活。”（Thecataclysmhashappened,weareamongtheruins,westarttobuildupnewlittlehabitats,tohavenewlittlehopes.Itisratherhardwork，thereisnosmoothroadintothefuture；butwegoround，orscrambleovertheobstacles.We'vegottolive,nomatterhowmanyskieshavefallen.）這段文字，可說是我在這島上處境的最好描寫。我的確是在“廢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可是一次又一次被摧毀了。在每一層的“廢墟之中”，都有我“小建築”和“小希望”的殘跡，恰像那一層蓋在又一層上面的特洛伊（Troy）古城，你會發現：自己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過去已經化為塵土，可是，就憑那些塵土，你活到現在；不但活到現在，還從現在朝向未來。
四百年來，臺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蕩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這雖然沒有威爾斯（H.G.Wells）筆下《莫洛博士島》（TheIslandofDr.Moreau）那樣光怪，但它的陸離，卻超乎英國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處這樣子的島上四十年，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出來辦《烏鴉評論》，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裡，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黨的腐敗、群眾的無知、群體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為的迷信、社會的瘋狂、知識分子的失職與怯懦……我絕不怕得罪人，也絕不媚世，臺灣所有雜誌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辦個“譴責雜誌”給大家看！英國古歌《兩隻烏鴉》（TheTwoCorbies）裡，烏鴉對話，去吃死屍，最後吃得“白骨剝露，悽風永拂。”（O'erhiswhitebanes,whentheyarebare,Thewindsallblawforevermair.）烏鴉的功勞，不正是如此嗎？
1988年9月16日
《烏鴉評論》休刊告白
一、剛在醫院，醫生囑我必須節勞，以免健康出問題。
二、目前每月出《烏鴉評論》四冊、《千秋評論》一冊、《李敖出版社真相叢書》若干冊、《文星書店叢書》若干冊，都由我一個人總其成，實在太累了一點。乃決定把《烏鴉評論》休刊，以便集中精力在其他出版品上。
三、《烏鴉評論》的訂戶餘款，都掛號退還。如願折購其他出版品也可照辦，細節由小書書報社蘇榮泉先生個別通知。
四、《烏鴉評論》創辦五個半月來，嫌了約二十萬元，特移此款，貼補我新編的《拆穿蔣介石》一厚冊。《烏鴉評論》訂戶每位贈送一冊，以為答謝；其他讀者則可以較廉書價，買到此書。
1989年3月14日
《求是報》1991年2月27日創刊
——世界報業史上前無古人，東方版西方版同時出版
【本報訊】由李敖任發行人的特立獨行報紙《求是報》，於公元1991年2月27日創刊，除特立獨行的許多特色外，另一大特色是，同日在中國臺灣發行東方版、在美洲美國發行西方版，世界報業史上，這種氣魄，洵屬空前之舉。
中國臺灣發行的東方版，中國民黨政府硬著頭皮發下執照，是1月16日局版臺報字第0354號，由國民黨文字警察總監——新聞局局長邵玉銘核發。此人為一黨棍兼學棍。國民黨不肯核發辦報執照，凡三十七年之久，現在該黨衰病侵尋，為了民主假象，遂由該黨棍兼學棍核發，當然這並不表示有新聞自由，只表示允許老百姓有爭取新聞自由的可能而已。
美洲美國發行的西方版，由美國加州州政府予以登錄，是ReservationNumberRO163745號。該西方版由最有氣魄、最有經驗的中文報業高手施復華先生主持業務，但《求是報》之言論、編採作業、法律責任，均由李敖負責。
19至20世紀英國詩人吉卜齡（RudyardKipling）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交會（Oh，EastisEast，andWestisWest，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但李敖和他學弟施復華先生合作下，《求是報》打破了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斷言。
一張報，打倒你！
數中國人中，論藏書之多，李敖第一；藏書之富，李敖第一；藏書之奇，李敖也第一。
1949年我從大陸來臺灣，還不到14歲，就隨身帶來五百多本藏書，我清楚記得我在上海碼頭登中興輪，一包包揹著書、提著書，把我累垮的情景。到臺灣後，四十多年來，我搜集累積的藏書，已經上百坪的房屋都裝不下了。其間雖遭到國民黨特務多次抄我的家，但是春風吹又生，抄也抄不完，我又辛苦成巢，惡性膨脹起來。
拜國民黨管制出境之賜，四十多年來，我沒離開臺灣一步，一切蒐集累積的陰謀，也就全部以臺灣為據點肆其活動，由於我神通廣大，我的藏書之多之富不論，藏書之奇，就令人難以置信——我在人們以為臺灣絕不會有那些書的印象裡，弄到了大量儼然孤本的寶貝，其中之一，就是五十年前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我竟藏有斷斷續續1944到1946之間的部分絕版。
《新華日報》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唯一大型日報。1938年1月11日創刊於漢口，同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遷到重慶繼續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查禁為止。前後共出刊九年又一個月另十八天，共出版三千二百三十一號，出版時間經歷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以至解放戰爭初期。它對打倒國民黨，有著巨大的貢獻，但所憑者，不過一張報而已。
蔣介石是防範《新華日報》的。他為了全國各黨派一致抗日的假象，一邊同意共產黨辦《新華日報》，一邊派員駐報審稿。有時候還直接下條子。我試舉1938年4月19日蔣介石的一張給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的秘件為例：
陳部長辭修：《新華日報》昨日社論，有各黨派各軍隊字樣，嚴令不許再有“各軍隊字樣”之登載，否則應做拆散國軍有意反宣傳視之。中正。19日。
而1938年4月18日的《新華日報》社論，不過以“論國民參政會的職權和組織”為題中，一句“這一民意機關，要真能包括抗日各黨派各軍隊各有威信的群眾團體代表”的話而已。蔣介石防人之嚴、文網之密，光此一秘件的曝光，即可令人領教矣！
雖然蔣介石察察為明，但是，《新華日報》仍在眾人察察中向前奮鬥、向前走去，直走到蔣介石政權垮臺前夜，《新華日報》自己犧牲為止。
《新華日報》是1947年2月28日被查禁的，這天正好是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同一天。風雨如晦，新報未已，在《新華日報》殉難後四十四年的前夜，李敖的《求是報》創辦了，篇幅也同樣是一張、處境也同樣是在國民黨群報環伺下。不同的是，四十四年前的國民黨，主要是以軍事力量鉗制志士仁人辦報；而四十四年後呢，卻主要是以經濟力量鉗制了。——置人於死的手法雖有不同，但是一黨專政獨佔報壇的手法與心態，並無二致。
相對的，得到天下的共產黨，卻在以《新華日報》“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內民主運動的發展”（共產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中國現代史詞典》中語）後，四十四年下來，並沒民主得允許在它統治區內有異己的報紙出現，自己“民主運動的發展”，當然還有待勉之。
如今，李敖的《求是報》創刊了，無獨有偶的，在“一張報，打倒你”的精神上，志士仁人，心同理同；但在為中國前途的指導上，《求是報》盼能提供睿智的南針，由先知者校正先行者的方向。
九百年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兼改革者寫詩說：
懸瓠城南陂水深，
春泥滿眼路嶇嶔，
獨騎瘦馬衝殘雨，
前伴茫茫不可尋。
在國民黨的殘雨中，志士仁人在趕著上路，希望追上前伴、超過前伴、為前伴指點迷途。——前伴走了太多的路，水深浪闊、春泥滿眼，難免有所迷失。在茫茫中，志士仁人要尋找他們，為他們帶路，共同邁向新的長征。
這是《求是報》的抱負。“一張報，打倒你！”但打倒之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分你我，一同建立雨後天晴的中國。
1991年1月29日夜深
生公說法鬼神聽
唐代詩人劉禹錫有《生公講堂》詩，全文是：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這詩裡所說的“生公”，是中國梁代高僧，名叫“竺道生”，他生於4世紀的355年，死於5世紀的434年，鉅鹿人。他曾講經於蘇州虎丘，大家不信他，他就堆起石頭，對石頭開講，講得石頭都點頭了。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傳說。
我很喜歡這個傳說，因而在《求是報》創刊之日，以傳說為典，寫了三首小詩，以為自祝：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李敖辦報，水牛火牛。
打倒政客、打倒渾球；打倒妖妄，還我自由。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李敖辦報，公猴母猴。
仁民愛物，剛中有柔，藝高膽大，絕不暴投。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李敖辦報，予取予求。
仇敵喪膽，鬼神皆愁，刀刀見血，寸草不留。
1991年2月26日
《求是報》是知識貴族最便宜的報
由李敖做發行人的《求是報》，決定在1991年2月27日創刊。
臺北市政府在1990年11月19日有1990新一字第79070217號公函給我，通知我“臺端申請辦理《求是報》，准予登記”。並通知我印報時的字體大小與張數，“應共同遵守之”。張數方面，“上限為對開六大張，下限為對開一大張。”
在張數方面，我採用的是下限。
我認為：每天發行對開一大張，相當有四萬多字的篇幅了，要傳達的重要資訊、要傳播的重要言論，已經相當夠了。重質不重量、求精不求多，像其他的報紙那樣大而無當、雜湊篇槁，使讀者看都看不完、看都懶得看、翻都沒工夫翻，又有什麼意思？
何況，我的報沒有黨派支持、沒有財閥支持、沒有奸商支持、沒有教棍支持、沒有廣告公司支持……我也沒有財力去辦下限張數以上的報。我個人的時力也以辦一大張為極限，再增多篇幅，我就難以照顧周到了。照顧不周而即予發行，這是不負責的發行人，我是不幹的。
在定價方面，因為《求是報》先天上即缺乏上述的種種支持，財力十分不足，所以要靠讀者的支持。定價上，採用臺灣地區最高一級的定價，也就是《英文中國郵報》（ChinaPost）、《英文中國日報》（ChinaNews）的定價，每份十二元。創刊期間，每份優待十元。在決定定價的業務會議中，發行部門向我表示：“一大張賣十二元，是不是太貴了？”我說：“便宜了又怎樣？國民黨財閥支持辦的報，四大張才賣五塊錢，你怎麼跟他們比？你定價到一大張五塊錢，不懂事的讀者還是買了報紙要罵幹你孃。——娘既給人幹了，還要賣十二塊吧！”
事實上，平心而論，《求是報》一大張賣十二塊，一點也不貴。因為紙張好、印刷好、圖片好、內容好、評論好……優點與特色一大堆，在別的報上都看不到，讀者從《求是報》中開報有益，所得的大量好處，早已超過區區十二元的價值。每天花十二元，可以使自己耳目一新、頭腦一新、形而上與形而下都為之一新，使自己不再被什麼國民黨、民進黨、報閥、財閥、學閥等等所騙，使自己不再是渾渾噩疆的渾蛋，而從大清早起，就變成一個渾身大爽的智慧人，區區十二元的效果，還有比買《求是報》更划得來的嗎？
在民胞物與上，李敖是平民；但在舊學新知上，李敖是貴族、是知識貴族，甚至是知識皇帝。如今皇帝貴族下海，為知識分子辦了這份《求是報》，超塵拔俗、訶佛罵祖、發奸擿伏、語妙天下，真是當世福音。享受了如此福音，再以區區十二元幹人之娘而嫌貴者，非人也！
1991年1月16日
李敖談《李敖的報紙》
今早在《民眾日報》上，看到一篇陳嘉宗先生寫的《李敖的報紙》，我不知道“陳嘉宗”是誰，但從文章的用字遣詞中，頗可看出他這種人的大腦水平，我想這種水平，也許不止他一位，因此我願意花點時間，討論一下。
一、陳先生說：
“李敖創辦《求是報》，《求是報》的英文名稱就叫‘李敖的報紙（LiAo'sDaily）’報紙中既有李敖的資本，而又由其總其成、負其責，以個人名字命名也沒什麼不妥。”
從語意上看，這話隱含了用“李敖的報紙”似有未妥的反諷。其實，稍知世界新聞史的人，就知道以主持人個人之名當媒體之名，是很普通的事。從《密勒氏評論報》（TheChinaWeeklyReview）、到《史東的報紙》（I.F.Stone'sWeekly）、到《哈潑雜誌》（Harper'sMagazine），所在多有。陳先生大驚小怪，是由於他基本知識不足的緣故。
二、陳先生說：
“《求是報》的一個‘特點’是：舊聞比新聞多。李敖性喜揭他隱私，也以此成名；他所蒐集的名人恩怨隱私資料，全國無人能出其右，而他也將這些資料儘可能用到他的報紙裡。譬如最近吵翻天的華隆案，各報莫不是在談張建邦的今日，包括他在交通部長任內的好壞表現；唯獨李敖一人大談三四十年前的張建邦，包括繪聲繪影的‘逼母上吊’情節。李敖似乎不太瞭解，每個人都有過去，每個人的現在和過去也未必相同；假如一個人的今天已不同於往昔，何必老揭人家的過往舊事。李敖至今每論起胡佛、陶百川等人，也只能談論彼等不太光榮的一段塵封經歷，此外再無新義。”
陳先生寫這些話，首先就暴露了他根本沒好好看《求是報》。《求是報》創刊之初，早都聲明在先，這個報紙不屑於和一般報紙一樣。《求是報》只有一大張，篇幅珍貴，如果一個案子出來，《求是報》談的，都是陳先生所謂“各報莫不是在談”的內容，和別的報紙千篇一律，那又何必多此一報？陳先生要“談張建邦的今日”即可，但是，不溫故，又何以知新？《求是報》從張建邦當年“逼母上吊”追蹤起，正幫助讀者瞭解，正因為過去有個不仁不義的張建邦，今天才有個不三不四的交通部長！今天台灣人民所以這麼蠢、這麼容易被國民黨、民進黨、及一般報紙所騙，原因之一，就是健忘、就是隻看眼前、只知道眼前，完全忽略了策往以知來的作業。陳先生說：“李敖似乎不太瞭解，每個人都有過去，每個人的現在和過去也未必相同；假如一個人的今天已不同於往昔，何必老揭人家的過往舊事。”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現在比他過去還壞、還可惡，其壞、其可惡的程度今天尤甚於往昔，並且是從往昔延續而來，青出於藍，試問“過往舊事”，能不揭嗎？不揭又何以知“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真相？這種揭“過往舊事”的方法，就是歷史學上的述往方法、法律學上的前科方法，這是研究一個人惡性的必要步驟，陳先生卻公然要抹殺這種方法，對這種方法大驚小怪，這也是由於他基本知識不足的緣故。至於他用“繪聲繪影”四字來評論李敖舉證明確的張建邦“逼母上吊”事實，更顯出他為張建邦護航，已經護航到抹殺事實的程度，李敖是用真憑實據的，陳先生只能粉拳繡腿，亂以“繪聲繪影”戴人帽子。至於他談到李敖“只能談論”陶百川、胡佛“彼等不太光榮的一段塵封經歷，此外再無新義”，其實李敖多年功力所在，就在這裡，臺灣讀者多年來從一般報紙上，看到的都是你吹我捧、看到的都是包裝得完美無瑕的聖君賢相偉大人物，李敖卻獨以證據拆穿之，這就是“新義”。陳先生譏諷“再無新義”，我奇怪陳先生為何不用這四個字要求要求老生常談的一般報紙看，看看它們是什麼東西。難道整天整年都是那貨色，陳先生才認為不菜嗎？
三、陳先生說：
“李敖自己多年來大概沒什麼變化，比方他恨胡茵夢，儘管兩人分手多年，他仍記恨迄今，恨烏及屋，連胡星媽都陪著倒霉。因此，他在《求是報》上連載攻擊胡茵夢母女的文字，也就無足為奇。男女分手，各覓各的幸福去，何必長年記恨，甚‘至形諸文字廣為散佈，李敖似乎連一個普通男人擁有的雅量修養都沒有。”
在這裡，陳先生又以兩性專家姿態出現，評論起我跟胡茵夢的離合問題來了。這又顯示了他根本沒好好看《求是報》，把我跟胡茵夢的事，施以影劇新聞式的市井評論了。殊不知我寫《我與胡茵夢》，副題明說是“李敖自傳與回憶外一章”，是傳記式文字，其中一部分，述及胡星媽偽造學歷等事，是實事求是的寫法，如果只寫好的，不寫壞的，難道才滿陳先生的意麼？我認為那反倒是可恥的。至於說我“長年記恨”，也是陳先生一孔之見。我若“長年記恨”，為何《求是報》中會登出我和別人讚美胡茵夢的文字？陳先生若對胡茵夢當年以妄語中傷李敖、以偽證陷害李敖致陷李敖冤獄的事略有所知，理應驚歎李敖的“雅量修養”，確為“普通男人”所難“擁有”的。——我感謝陳先生不拿我同“普通男人”看待，我以我不是“普通男人”為榮，敢愛敢恨才是大丈夫，不是嗎？一味的做爛好人、窩囊廢，還以“普通男人”為“雅量修養”尺度量人的人，是我看不起的。
四、陳先生說：
“《求是報》上充斥不少舊文新刊，此點嚴重侵犯了讀者的權益，李敖卻連隻字片語的說明都沒做。李敖將不少已經發表乃至集結成書的文字，重新登載於《求是報》，包括他那篇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求是報》一天一大張，如果自己一人寫不來，何不登一些真正的新聞和讀者的作品——我指的是文學創作，不是罵來扯去的佛理論辯；老拿自己的舊作填塞版面，實在有傷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
我早在主持《文星》雜誌時代，就有“舊文新刊”一欄，原因是我見多識廣，新刊舊文，在幫助讀者能夠習用前述的歷史方法。目前我辦《求是報》，為了同時增加讀者對新聞事件背景資料或參考資料的速成，我也酌予“舊文新刊”。而這些舊文，大多以我十年來的作品為主。我的書，十年來被禁九十六種、被搜十一萬七千六百冊，在國民黨政府大力封殺下，流傳大受影響，很多文章雖然寫了，可是讀者看不到。所以在《求是報》創刊後，為配合新聞事件，也偶推陳出新，以廣流傳。英國大儒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說一個真理未廣為人知之時，我們要不斷重複這一真理，我的用意，亦即在此，當然所有廣告商的用意亦然。這一舊文新刊，對十年來能在査禁苦況下買到我的書的老讀者，或有不周，但說“此點嚴重侵犯了讀者的權益”、說“實在有傷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就未免太小氣、太不厚道了。陳先生為什麼不看看一般報紙上“充斥”些什麼？滿版的迷信廣告、滿版的色情廣告、滿版的冗濫新聞、滿版的政客新聞，難道那就是讀者權益和職業道德嗎？陳先生為什麼不揮筆撻伐一下？至於所謂“登一些真正的新聞和讀者的作品——我指的是文學創作”，《求是報》從未排除過，但是尚未見到過，我想，臺灣如果有真的“文學創作”，又何勞我寫《北京法源寺》啊？
五、陳先生說：
“美國人喜歡扒糞，然而，人家扒的是現在的糞，至少也是最近幾年的，像水門案，以及近日出版的《南茜-里根傳》。三四十年前的舊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其餘私人恩怨就讓它隨風而逝吧。《求是報》如想長期吸引住讀者，政策宜更張，多扒一些現代的糞才好——終究，讀者還是喜歡看扒糞，而你必須有一些新東西才行。”
在扒糞上，《求是報》一直在做，除了歷史方法的外，“現代的糞”，扒的火候，是一般報紙瞠乎其後的。即以扒長榮集團而論，臺灣一般報紙，哪個敢？再以扒蔣緯國醜史而論，《求是報》請人兩度赴蘇州，扒出蔣緯國遺棄母子的行徑，又哪個報做得到？不過，蔣緯國若照陳先生的是非標準——“三四十年前的舊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其餘私人恩怨就讓它隨風而逝吧”的標準，自然會怪我多事、自然會繼續不認親下去。只可惜蔣緯國和陳嘉宗爽了，人家被遺棄了可憐的母子，又如何呢？陳先生口口聲聲要求“你必須有一些新東西才行”，真不知還要怎麼新，被蔣緯國掩埋了五十多年的私生子，被《求是報》挖出來，陳先生怪不夠新，難道非扒出個產科病房新生兒出來，才算新嗎？
六、陳先生說：
“以上說了一些《求是報》負面的話，其實，它也有可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它比較重視文化新聞，以馬克吐溫等作為社論題目，在中華民國整個報業史上可謂空前未有。還有他那赫赫有名、已然成為獨家風格的‘三點不露’彩色巨幅照片，據我私下觀察，是吸引不少讀者購報的主因；且刻意標明是給新聞局長邵玉銘看的，頗具幽默的挑戰意味。三點照片每天一張，一月便有三十張，比臺灣版的《花花公子》雜誌更豐盛，男讀者有福了。”
陳先生這番話，乍看公道，其實又何嘗不“小化”了《求是報》？《求是報》是特立獨行的大丈夫報，從“不奉正朔”開始，它是是中國唯一一家誰都敢罵、真正無黨無派的報，它有幾十項優點與特色，卻只被好文而色不盲的陳先生看到了區區兩點，並講評說從內容批判，雖不算菜，也沒有特別好到哪裡去。”這種公道，多有趣呀！
更有趣的是，陳先生文章最後，居然改起李敖的文章來了。令我想起幾年前《掃蕩週刊》主持人大登廣告說他文章比李敖寫得好的妙事。人間妙事，本來甚多，班門弄斧，亦屬常情。但是魯班門前，只好弄斧，不宜真的動手去做木工，更不可妄想“修刪去贅”（陳先生這四個字就不成中文之辭！），妄想改祖師爺的作品。祖師爺就是祖師爺，他本人可以不說一句話，但是旁觀者會大笑弄斧者不自量力，弄斧者自彰其醜而已。什麼時候，《民眾日報》重金禮聘，請我到高雄講一次“中文修辭學”的演講，也許我會當眾點化陳先生，你的不通在哪裡。——你什麼不好比，要跟李敖比中文，你瘋了！
1991年6月11日下午3時
《求是報》停刊告白
《求是報》創刊於1991年2月27日，決定停刊於1991年8月20日，共出一百七十二號。半年來的日夜努力與辛苦，至此進入歷史。
國民黨在臺灣鉗制言論自由，報禁長達三十七年。三年前解除後，新報林立，但無一不賠，蓋三十七年的“文化沙漠”，足以致沒有財閥支持的報紙於死命。
本來辦報之事，我想都沒想過，因為上述情況，我早已看出。只是去年10月12日，兩位商人托好友張坤山先生介紹，出資約我辦報，並保證絕不干涉我的言論自由，我才對辦報姑且一試。兩位商人不是財閥，辦報沒有財閥支持，也沒有廣告支持，先天上，已註定“看你橫行到幾時”的命運，只是鞠躬盡瘁，停而後已，能辦一天算一天而已。
果然辦了五個月下來，兩位商人遭到我至今不明的經濟壓力，並違反《民法》上合夥約定，向我情商退夥。我認為他們已虧了不少錢，打官司逼他們依約辦下來，太沒意思，乃同意他們撤走，並自8月1日起試圖改組撐下去，但是半個月下來，改組無望，我無財力可做消耗戰，只好停刊。
雖然停刊了，我還是想善後得圓滿一點：
一、《李敖千秋評論》已辦了十年，再辦三期就出足一百二十期，“十年有成”，決定告一段落，配合“半年有敗”的《求是報》，新創刊一種《李敖求是評論》月刊。10月出版，每冊一百五十元。
二、所有《求是報》的訂戶（直接劃撥給《求是報》李敖賬戶的），餘款一律自動轉為《李敖求是評論》訂戶衝抵，（按月衝抵，扣完為止），希望讀者以支持《求是報》與《李敖千秋評論》之心，轉而支持《李敖求是評論》。《李敖求是評論》雖是月出一冊的出版品，但是重要的李敖每月新作品、新意見，讀者還是可以看到、還是可以聊補《求是報》與《李敖千秋評論》雙雙停刊的失落之感，還是可以不放過國民黨當權派，每月幹他們一次。
三、如果訂戶不願採取上一善後方法，我提出以餘款易書的辦法：請不晚於9月15日以前來信索取李敖出版社及文星書店書目，圈出想看的書，照定價五折優待計算，衝抵餘款。
四、如果訂戶不願意上面兩種有情味的衝抵方法，要退款，請來信告知，《求是報》如數照退，不會欠訂戶一塊錢。
五、美洲版的訂戶，雖然是直接向美洲版負責單位訂的報，也盼用自動轉為《李敖求是評論》訂戶方式善後，由臺灣這邊，每月將書寄出（餘款按月衝抵，扣完為止）。
六、因為改組不成，重訂善後辦法如上。昨天以前連登多日的“《求是報》重要啟事”所述辦法，自然不再適用。讀者可以放心的是，《求是報》只有多抵，不會少付，絕不願在金錢上使訂戶不快。
半年來該感謝的人們太多了，我無法一一列舉各位的名字，等我八十歲寫自傳時，再點名公佈芳名錄或黑名單吧！
1991年8月20日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發刊詞
我的《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辦了十年、《求是報》辦了半年，如今雙雙達成它們歷史的、階段性的使命，我決定創辦《李敖求是評論雜誌》，以開新猷。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是我56歲時創辦的，由於我餘生生命貫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幾部重要小說以及非小說的《中國思想史》等書，花在“東打一拳、西踢一腳”式的雜誌上面，時間已有限制。因此我用兩百頁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雖是雜誌，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並不是我一言，而是把特立獨行之言、震聾醒聵之言、“雖千萬人，吾往矣”之言，不論古今、不論中外、不論新舊，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與彈花，為中國開道、為中國人導向。中國人渾蛋渾蛋滿天下，上自高等知識分子、袞袞諸公；下至匹夫匹婦、販夫走卒，滔滔皆是渾蛋、到處都是渾蛋。在這種世風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來，以實事求是的論證，說點明白話、主持一些公道，這是起碼該有的獨來獨往。《李敖求是評論雜誌》就是在這一抱負下創辦的。這是全中國唯一一個崇尚真理、全說真話、專講是非、沒有黨派的雜誌。我敢說，看了它，中國任何刊物都“不夠看”、都“何足數”了。——淺人看來，這種開場白有點吹牛；但真正有眼識泰山的人看來，李敖幾十年孤軍奮鬥、呼嘯叢林的紀錄，豈不都印證了這一事實嗎？
1991年10月20日，在中國臺灣